最后冲刺

回到北大，已是１９６１年３月初。还有五六个月（不到半年时间），我就要离校了。这时一般人的心理（精神状态）是早已散了架，叫“魂不守舍”。这里的“舍”是指校舍。我则不。我要作最后冲刺。否则对不住我自己“留一级”的初衷，变成跟自己开个大玩笑。我照样跑物理大楼图书馆。“物理学与哲学”永远是我的主要兴趣。此外，我要读些中外政治哲学经典，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我的最大收获是读到孔子给“政治”下了这样一个精辟的定义：“政者，正也。”这才是政治的原义，就像燕子口王村长的一身正气和公道。５月，我认识了物理系的高才生倪友群、陈国维和陈维杭。三人都是摘帽右派学生。他们正在传阅一本名著：《ＷｈａｔｉｓＬｉｆｅ？》（什么是生命？）作者是我比较熟悉的量子力学开拓者之一：薛定谔。博学、深思明辨的陈国维把它转借给了我。（英文版）该书是１９４４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但充满了原创性，是一位伟大的量子力学泰斗从一些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出发去走近生命的本质（包括生命的起源和结构），鼓舞了西方一批年轻的物理学家转其锋芒去探索生物学，时间是二战后。于是便有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和壮大。ＤＮＡ的发现便是它的重大成果，时１９５３年。读了这本书，更让我下定决心，把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工作单位的首选来填写。因为去那里工作，是走近生命的起源和结构。当年我对世界（宇宙、地球、生命、国家、人类、人类文明、道德……）的起源很感兴趣。最后几个月，我加倍用功，尽管饥荒并没有过去。我的定量是每月２８斤。因为没有肉、油和其他副食品，肚子饿是免不了的。若是每顿有好的副食品，粮食定量只要１８斤，而不是２８斤。当时发生了两件事，给我留下了难忘印象：数学系有几个同学把４月份的２８斤定量在２０天内便吃完了，然后躺在床上不起来，因为饿，起不来。学校只好再补给他们几斤粮。（当时的粮票比黄金还贵重）学校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特制作了一张就餐卡，每天有９个小方格子。每格代表一两粮。早中晚三餐分别划２、４、３个格子。不可以把明天的格子在今天划掉。绝对不允许这样做！北大得浮肿病的学生不在少数。当时校方领导要求学生少看书，多休息，电影隔天晚上就有。政治氛围比先前宽松许多，这是中国人用饥饿、浮肿换来的一些精神自由。多沉重的代价！但是五年后，文革爆发。肚子刚吃饱，又开始人斗人，把马克思所说的最起码的“理性规律”忘得干干净净。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变了味的、修改了的假冒伪劣“马克思主义”。４月，燕园柳树的芽已成规模，有个系号召学生上树去采集嫩叶芽，为的是充饥。这个举动被学校办公室及时禁止了，因为有许多留学生在校读书，会在国际上产生恶劣影响：北大学生在找树叶吃！离大饭厅不远处是留学生食堂。走过那里，我有好几次闻到飘来的烤香肠气味。不用说，驻京外国使馆、外国专家和外国留学生的供应是特供。过去供应什么，现在照供不误。中国学生饭厅和留学生饭厅形成了天壤之别的对比！中国人怎么会活到这么悲惨的一步呢？还是青年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的《德法年鉴》写下的那句话：“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