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1)(图)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13亿人口中，农民占了2/3以上，中国农民在占世界耕地7%的面积上，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农业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生态中最重要的一环。今天的中国正在急速地向工业化靠拢，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避免地向城市流动转移，传统的城乡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民的生存状态直接影响着这些变化，影响着中国的未来。1949年前后的中国饱经战争创伤，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是一个工业产值仅占国民收入农业国。为了尽快启动工业化进程，中国向前苏联学习，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但是这一战略受到了当时国情的约制，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建设周期长、项目投资大，大多数工作母机和技术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刚刚摆脱战争的中国尚未摆脱贫穷，资本稀缺，可利用的外汇尤其有限，量少的出口仅仅依赖廉价的农产品。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既不可能来自原本就很薄弱的工业，也不可能依靠外援，只能从最为广大的农村地区，即农业和农民中汲取，这种汲取就是对农产品施行统购统销制度。通过对农产品的低价垄断收购，来降低工业原材料成本和工资成本，再抬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形成一块利润，然后通过财政渠道不断转化为国家工业化的资金积累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测算，在1950年以后的四十多年里，农业通过剪刀差形式为工业提供了1258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积累资金，扣除支农资金和从农业部门的收益差额，农业为工业净提供资金10636亿元人民币。这种人为扭曲产品价格要素的特殊的原始积累方式，只能在特殊的体制条件下产生，这种体制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城市单一的国有经济和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有计划的运作，严格限制产品的自由交换和自由流动，以行政手段控制资源的分配。同时在城乡之间，建立与之配套的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口的自由流动。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迁移是不受行政限制的，农村人口可以自由迁入城市(1954年宪法载入了迁徙自由的条文)，这一时期平均每年进入城市的农民约165万左右，自然的人口流动为国家早期工业化和拓边垦殖提供了劳动力。随着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和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开始受到限制，但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曾一度出现农业劳动力非正常地向城市＂急剧转移＂，致使1961－1963年自然灾害过后不得不进行调整，1964年城市向农村遣返了1300多万人。从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到1964年的遣返调整，中国独特的二元化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趋于完善，城市的大门完全关闭。城乡隔绝的户口政策把公民身份分成了两个等级：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无一例外全部纳入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农民）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完全由人民公社掌握；而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则可以享受低价生活资料供给（即商品粮、棉、油），以及优先安排就业等一系列福利。城乡之间的差别被拉大，而且越来越大，农村子弟跳出龙（农）门局限于参军转业和大中专院校毕业分配等非经济因素，其他途径很少。城乡隔绝的体制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国家发展战略及其体制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的日趋复杂，其弊端也暴露的愈加明显。二元化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有效地控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保证了城市的低价福利分配，但是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过剩，大量农村人口长期被排除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外，人和土地的关系高度紧张，低效率低收入所形成的恶性循环，使农村和农业长期不能正常积累而处于停滯状态，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压抑，最终引发了七十年代末期以农村为先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首先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家庭承包责任制让农民重新拥有了财产权利和身份自由，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第一次解放，农产品供给出现了全面增长，到80年代中期，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基本上越过了温饱线，消费水平快速提高。这一时期的市场前景和劳动力资源迅速结合，使得乡镇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当地小城镇和乡镇企业转移，不流动的中国社会开始走向流动。1978年到1984年，由农村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达到了2300万人。农民们这种“离土不离乡”的流动，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一开始就受到了政府的鼓励。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标志着城乡隔绝体制首次被正式修正。解除管制后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出现了迅猛的势头。1984年到1988年，转移到乡镇企业的农村劳动力猛增了4300万人。尔后，对统购统销制度的改革、废除粮本和粮票制度、城市居民福利补贴由暗转明、城乡非国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以及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城乡隔绝体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范围和政策空间越来越大，1988年，外出打工的农民超过了2000万人，到1993年以后，骤然上升到7000万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劳动力大流动大迁移，在20世纪九十年代，终于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一向安分守己的农民们，突然间变得不安分起来，他们离开乡村，走出山寨，目标一致：进城打工。离开土地的农民们涌向城镇，涌向中小城市，涌向沿海大城市，形成势不可挡的流动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