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2)(图)

民工潮的来势之猛，令人始料不及。人们还没来得及问个为什么，城门已经被打开，铁路已经不堪重负，乡下人堂而皇之在城里城外安营扎寨，城里人四平八稳的生活顷刻之间被搅得乱了套。农村劳动力跨省市大规模流动，带来了一系列令人头疼的问题，既包括对交通运输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冲击，对社会治安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也包括农村精壮劳动力外出打工会否导致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土地搁荒弃耕、传统社区结构失衡导致不稳定因素增加等问题。流入城市的农民们一度被视为不安定因素——盲流，遭到城市的清退和遣返。但是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施行开放政策所带来的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尤其是沿海地带的超前高速增长，为劳动力就业提供了大规模的需求，加上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农民向东部省市和沿海地区大规模的流动，没有因为清退遣返而受阻，反倒愈演愈烈，城市不得不予以正视并纳入政府日常管理。1994年，劳动部颁布《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暂行规定》，对农民跨省流动施以就业证、卡管理，1995年，**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在全国实行统一的流动人口就业证和暂住证制度。为了将大流动纳入组织化、有序化，各地政府都出台了具体的管理办法，社会各方面力量也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实施对流动的干预和影响，众多措施所凸显的应急性和临时性，加重了农民的流动成本。据调查，有的地方要求“外来工”、“农民工”必须办理的各种证、卡多达六、七种，身份证、健康证、婚姻证明、受教育程度证明、计划生育证明、外出人口就业卡、以及进出特区通行证、一些行业性的上岗许可证卡等等，其中一些证卡需要定期更换，每次更换都要交费。一无所有，只靠出卖劳动力到城市谋生的农民们，大多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做临时工、季节工，干的大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干、不屑于干的脏、重、险、累而且报酬又低的体力活，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几乎没有节假日，没有医疗保险，没有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劳动保险大多仅限于重大工伤事故，通常是一次性赔偿了断。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作注定了外来工、农民工永远处于漂泊的状态。九十年代尚未改革的户籍制度，决定了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可能得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权利，民工们也没有在城里买房的经济实力，他们通常聚居在临时性的出租屋、工棚，甚至尚未完工的建筑物里，条件好一些的企业，会提供集体宿舍，但是绝少有夫妻和小家庭能共处一室，子女要想在城市学校上学几乎是不可能，需要交纳高过城里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学杂费。为外来工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的民办学校开始出现，在一些城市的边缘地带，还出现了很多以流出地域划分的民工聚居区（如浙江村、河南村等等），小商店、简易娱乐场所、临时的交通线路等等一应俱全，形成了独特的带有贫民窟性质的小社区小社会，虽然屡遭清理，但是一直清而不绝。农民们向城市远征，所遇到的更深层次的阻力是：城里人对农民的心理上的抵触甚至歧视。大多数城里人对传统户籍制度习以为常，对于国民财富高度集中于城市，觉得是天经地义：城市是城里人的城市，农民一生下来就注定了一辈子是农民，就应该呆在农村，进城就增加了城里人的就业压力，等于抢他们的饭碗，不利于城市的稳定。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长期带来的贫富差距和教育水平差距，使很多城里人脑海里形成了难以更改的印象：没文化的农民素质低下，因而对农民有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鄙视。慢慢地，贫穷、落后、愚昧、保守几乎成了中国农民的代名词，连城里人骂人都说“真他妈农民！”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土里土气的“外来的”“民工”，承担了城里人不愿意承担的劳动，中国的城市才在上个世纪末有了飞速的发展。如今，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无论是工业生产和城市设施建设，还是市民的日常生活，事实上都已经离不开进城打工的农民了。城里人也都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城市要想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民工的廉价，除了农民自身的整体素质之外，依然在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城市“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叫“人才市场”，进进出出的都是城里人——城市里还有着数百万失业人口。城乡隔绝体制虽然已经被动摇，但区别城乡居民不同身份的制度还存在，就业竞争被身份所分割，农民的劳动力市场只能在一个有限度的、体制外的范围内存在。为了在城里挣得的现钱高过在家乡务农的收入，农民们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代价。打工收入的不确定不稳定，以及过高的风险成本和心理调节成本，使绝大多数农民感受到，进城打工不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