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包围城市》(2)

除了报社的事儿，那些年我就这样奔波于乡村和城市之间，拍摄和自己的经历有关、和自己情感有关的照片。《包围城市》拍到2000年，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已经全面松动，大片农田变成了商住楼，被“包围”的城市反过来吞噬乡村，土地能让开发商暴富，一纸城市户口却未必能让农民改变命运。农民们还是在不断地涌入城市，但态势已经和90年代不一样了。我的视野就这样局限于乡村和城市的中间段，尽自己所能，拍摄和自己的经历有关、和自己情感有关的照片，绝大部分是记录。除少数照片拍摄于80年代，《包围城市》粗选的200多张照片基本上拍摄于1990-2000这10年之间。这期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人的不流动转为流动、尤其是农民离开土地大规模向城市流动、迁徙这一变化，我想，应该是无数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我经历了这些变化，这些经历改变了我对摄影的认识，我拍摄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是我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需要说明的是，它们已经不是镜头曾经面对的“事物本身”，它们只是照片。“见证”之重，曾让我每按下一次快门感到神圣，同时又感到不踏实。越想说“这就是真的”，其实离“真的”越远——我“看见”的对象原本不是孤立的、平面的、静止的、可以由照相机的四条边框住的，框住的永远是我个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拍什么、怎么拍、用什么角度、在什么时机按快门，完全取决于我个人。但是，无论我怎样用心和尽力，我都只能看到被拍摄对象的一个局部或者一点细节，而且是在某个特定时间里所呈现出来的局部和细节。最后的照片仅仅是我经历过、看见过的那个局部在某个瞬间的某个侧面——我进行过选择和删除的侧面。这就是2000年以前我所做的摄影。我在这个时期的视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