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包围城市》(1)

张新民这是一本关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乡村和城市生活的书。里面的照片大多数是我的视觉记忆——我经历了，看见了，有些感受，然后用相机拍下来。存放在胶片上的这种记忆，记录了我所“看见”的对象，也记录了当时的我——动机、立场、观点、心态，以及我和被拍摄对象的关系。70年代以前，物质匮乏，照相机是稀罕之物，除了极少数富裕人家拥有之外，绝大多数掌握在宣传机构手里。鬼差神使，1981年我被调到这样的宣传机构编辑一份小报，在那里我接触到了一台照相机，我用它拍下了我的第一张发表在传媒上的照片。7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有思想解放一说，在此之前，和文学、绘画一样，中国摄影一直都服从于政治需要。摄影术本来源自西方，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摄影从业者一直和西方隔绝，根本无法获取任何外面的信息。直到中国慢慢打开大门看世界，首先涌入中国大陆的，是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的沙龙摄影，花鸟鱼虫、山水美人，基本上与社会生活无关。可能正是由于远离意识形态，这一类摄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左右了中国摄影师的价值取向，摄影从业者和爱好者群起效仿港澳沙龙，日出日落、雪山草地、少数民族等等，成了摄影者猎取的主要对象。刚刚接触到摄影的我饥不择食，很自觉地把这种摄影当成了追求的目标，一追就是七八年，在这七八年里，记忆被淡化了。1988年的春天，我不顾一切离开了四川，去了海南岛。来自大陆各地的年轻人都试图在这个刚刚建立的新省施展抱负，当时有人问我：你来这里究竟想干什么？我说：摄影。人家问：你要的是什么样的摄影？虽然当时我已经在海南的一家传媒做摄影记者，但是对于摄影的认识，确实不甚了了，依然在追逐图像的“艺术”与“诗意”。1988年的海南是动荡的，生存搏杀是严酷的，留给我的记忆极其精彩。非常可惜，由于摄影理念的不确定，我没有拍下多少和记忆相互对应的胶片。至今追悔莫及。1988年底我离开海南岛到了深圳。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接触到爱伦.马克（EllenMark）、德巴东（Depardon）、罗伯特.卡帕（Robertkapa）、尤金.史密斯（EugeneSmith）这些西方摄影师的摄影。倍受推崇的“人文关怀”理念和西方摄影师的工作方式，改变了我对摄影的认识，但同时也差点让我落入人道主义的圈套，去跟风追逐非常态题材来使自己有可能名垂青史。离开四川到南方来寻找摄影，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但是却没有让摄影参与记忆，我开始觉察到一种遗憾。生存的琐碎和具体，其实距离大喇叭里的宏伟与崇高非常遥远，这种反差迫使我对摄影进行反省：我要做的摄影究竟是什么？1990年，我开始拍摄我生活的蛇口工业区，大量的从内地农村招来的年轻女性在这里的流水线上工作，我的宿舍和这些打工者的宿舍同在一个门楼。拍摄这些打工妹不是出于什么人文关怀，也没有想为历史做什么见证——照片的历史价值不取决于摄影师的意愿而取决于社会需要——我只是想让摄影回到自己生活经验所及的范围之内。如果说文革和下乡插队这些在我看来极为珍贵的视觉记忆的缺席，是因为当时的年幼无知或者没有摄影条件的话，那么80年代的再缺席对于我的所谓摄影，实在是绝大的嘲讽。当时，中国封闭的大门已经打开而且谁也不可能再把它关上，整个社会都在试图摆脱贫困，而最渴望摆脱贫困的是农民，他们是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他们和我一样，离乡背井到开放地带来找出路，势头汹涌。置身于这样从未有过的流动大潮，我心里有一种不安，一方面是对自己未来的不可知，一方面则来自对失忆的恐惧，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些东西用胶片记录下来——这可能才是当时我应该做的摄影。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镇，涌向中小城市，涌向沿海大城市。离开土地的农民们绝大多数没能溶入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边沿，影响着城市，改变着城市，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我的摄影也由1990年开始记录深圳打工妹，进而扩展到关注这场独特的迁徙。我拍摄流动的农民，也拍摄他们涌入的城市。拍进去以后才感觉到，我们所谓的农民问题实际上大多只是挂在嘴上的问题，社会对农民是蔑视的，民工潮带给我的启示不仅仅是生存的艰辛，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的巨大冲击，这冲击将改变现存的城乡格局。这种感受，用图片故事的几张十几片子是不可能表述的。1995年左右，思路逐渐清晰起来，“包围城市”作为拍摄题目，自然而然凸显了出来，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1996年我突然问我自己：“包围城市”？为什么不从“包围”的源头开始拍摄？农民进城，改变了城市生态，那么乡村呢？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现在还有没有？如果有，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开始寻找一个乡村，需要“寻找”，是因为我视线所及的乡村已经非常城镇化，甚至非常城市化了。流坑作为一个乡村的纯粹和丰富，让我在1996-1999年多次往返其间。流坑给了我很多意外，最大的意外是我拍摄的这个“源头”最后没有被收进《包围城市》这个选题，《流坑——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后的标本》作为独立的一本书，在2000年5月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