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中国现实的底色(1)(图)

姜健没到16岁那年命运给了我一个“机会”，我有了一段当农民的经历。1969年的寒冬，辽宁的大批高级干部走“五七”道路下放农村，我爸妈被通知在此之列。当时这叫“五带”，带工资、带家属、带户口、带党的关系，带职务(当然这是虚的)，总之就是要干净彻底当农民。形势转变很快，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身份和生存方式的转变，就随父母打点简单的行装登上开往辽西山区的火车。我们来到一个依山傍水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小双庙。乡亲们在村头顶着大雪迎接了我们全家。乡村的第一顿晚饭是在房东家吃的，队长作陪，熬了一大锅小米粥，贴的玉米面大饼子和地瓜，房东大婶不停的给我们添菜(后来知道这是东北农村待客的习俗，客人的碗永远不能空着)，可能是由于路途的劳累，那顿饭吃的香极了。人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真强，我们一家很快就融入了乡村的生活。村里的乡亲们对我们好极了，东家一捧大枣，西家一篮地瓜，缺东少西的都有人帮你想着。房东家的小子梁钱最先教会了我摆井绳挑水，房东大婶又帮我们烧火拉风箱。吃水做饭这是日常生活的第一需要，这一关不过是不行的。就说这挑水吧，我和同岁的梁钱，可以一只手把水桶摆到井里并单手用辘轳摇上来。也可能有意要在我这个城里孩子面前显示一下，人家百来斤的水挑，双手插在袖筒里硬是不扶，悠悠荡荡走在满是冰雪而且很陡的石台阶上，面不改色气不喘，真像演杂技的；而我双手拿着井绳怎么也不听使唤，摇来摆去勉强摇上来半桶水，就这两个半桶水让我挑在肩上，痛的我疵牙咧嘴摇摇晃晃走五步歇三步，可让老乡们看了热闹，他们说我挑水的样子像“大虾”。一年以后，我从公社高中毕业回家当了还乡知青。从此，我听惯了每天天不亮就敲响的下地钟声，和村民一样一天三晌起早贪黑的耪地、锄草、间苗、打杈、收玉米、摘棉花、砍高粱、割谷子、扬场、倒粪、农活会的越来越多，乡村的生活逐渐习惯了。春夏秋冬，周而复始。“锄禾日当午”已成为日常生活，肩上的红肿，手上的老茧也已司空见惯。这时候我才知道，农民的艰辛和幸福是混杂交织在一起的，印象最深的是夏天，每当在烈日酷暑下汗流浃背的耪了一大晌地后，找到一棵大树荫儿痛饮一瓢甘甜清凉的井水时，那种幸福满足的感觉真是太痛快了。乡村的生活是艰苦的，可你真正实实在在成为一个农民的时候，一切又都是那么自然，似乎生活本身就应该这样，苦与乐尽在其中。那时候村里没有电，别说电视机，就连电子管收音机都没有。我们家一台“熊猫”半导体收音机可让大家开了眼，还真有人问：“那匣子里说话的小人在哪儿啊!”那个时代正是文艺禁锢的时期，乡里唯一的娱乐就是宣传队演样板戏和放电影。只要一听说哪儿放电影，管它十里八乡的拿个小板凳就走，那几个“老掉牙”的片子“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不知道让我们看了多少遍。夏天的小双庙美极了，村对面山坡上种满了松树，山下小溪哗啦啦的响。夜晚，皓月当空，我拿出二胡坐在村头石阶上给乡亲们拉起了《二泉映月》、《光明行》，现在想起来那并不怎么熟练的乐曲伴着山间的松涛，和着潺潺流水，回响在这小山村，真还有点荡气回肠。听得房东大婶直抹眼睛说：“娃呀，你那胡胡怎么拉的像说话一样啊!”后来教我挑水的梁钱成了我的大“徒弟”，很快他就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再后来，他又有了徒弟，从此这山村里就有了管弦声。70年代的农村还是集体经济“大锅饭”，人们对生活没有什么奢望，只希望老天爷保佑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只有春节杀猪宰羊蒸粘豆包的时候，还有定亲，回门，满月，红白喜事时才平添了许多乡间庆典的色彩。但乡村的热闹毕竟是短暂的，更多的是平淡的生活，日出而做，日落而息……1972年的春天，县里突然来了一纸调令，又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刚刚适应这平静的生活，并为这长久的日子做了很多事情。父亲从外地引进的品种羊还没开始剪毛，他自己垫钱给队里买的几千棵苹果树还没有结果，准备贷款把电引进来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父亲利用老关系在洛阳为公社买回来的全县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还没有下地，我们却又要搬家了!爸妈的组织性极强，又是一个“急转弯”，我们又要到一个没有任何了解的县城生活……临走那一天，村头山坡上站满了为我们送行的乡亲们。还是那辆大马车，驾辕的枣红马似乎也不愿让我们离去。用蹄子刨着地咴咴的叫着就是不肯走。车老板儿梁贵廷红着眼狠狠的抽了一个响鞭。这时我的泪从心里流了出来，我们真的要离开这个小山村了吗?来的时候可从来没有想到过离开啊!队长梁贵芳拉着我们的手说：“千万记着有空回家来看看啊!”房东大婶还有我那些朝夕相处的小伙伴都在拼命的招手，可我越走越远越来越看不清他们……光阴似箭，转眼这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这之间，我从农村到工厂再到文艺界，从县城到地市又到省城，转了一大圈。1980年又随父亲转回到我的出生地河南，这真是缘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