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中国现实的底色(2)(图)

1984年我放下提琴拿起了相机。又有机会与农民兄弟合作了，我在河南的乡村遍地奔波。当时我的任务是为一个全国文化艺术重点工程《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河南卷编辑和拍摄图片，其中大量的拍摄是记录乡村民间艺人的传统表演及有关的历史文物和遗迹。这个工作持续了近十年。非常庆幸有这样的摄影任务，我很快学会了用镜头“观看”和“记录”。再次回到农村，融入那片纯朴自然的乡情之中，但这次是采访而不是生活。身份、目的、视点都不同了。可我依然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心情。在工作之余，我的镜头总在追寻着曾经有过的梦，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场景”不停的浮现在我眼前，石碾、老井、中堂、灶间，大红的门神、古老的窑洞、村头的小庙、场院的谷垛，它们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那十几年前的小山村。梦牵魂饶触景生情，我用镜头痴迷的寻觅着那刻骨铭心的记忆。8年之后，我的第一个摄影展和第一本摄影集取名为《场景》。这是一个对农民生活充满温情回顾的乡村记事。人生的回忆总是幸福的，我青少年时期那两年多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真是一个短暂而美丽的梦。那时的农民生活太单纯了，干一天活儿只能挣十几个工分，还不值一毛钱，但他们活的很快活、很轻松，并且没有任何怨言，简直就是生活在一个贫穷的世外桃源。今天，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农村田园诗般的生活有了盖天覆地的变化。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这些年“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在农村已不是神话。农民家里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电视机已非常普及，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甚至拖拉机、汽车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了。政府一系列针对农村的“扶贫工程”、“希望工程”、“村村通广播电视”和“村村通电话”等工程，及各项富民政策，使农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极大的变革时期。我目睹了这些变化，并试图用摄影来记录这变化的过程。《场景》的拍摄是个尝试，虽然《场景》也印证了河南这块中原大地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变化，记录了他们在生活中留下的各种印迹，但终究缺少一些自觉和责任。1993年《场景》首次展出之后，我开始认真考虑用什么方式来记录世纪末中国农村这场变革历程。这时我开始关注乡村农家的“主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是社会的根基，他们的生存状况直接表现出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我把视点聚焦在农民以及与他们生活直接相关的家庭内部。我又用了8年时间以拍摄环境肖像的方式来观察和记录主人的生活现状和变化。豫东豫西豫南豫北，我走村串户拜访了无数农家。农民的家既是一个“小社会”又是一个“大舞台”。它浓缩着社会的变迁，演绎着人生的故事。河南的农民憨厚，纯朴，好客。一进农家，主人都会热情的说：“回来了!屋里戳、屋里戳(坐)!”山里的农民更热情，在路上遇到都会主动打招呼：“晌午到家，做你们的饭吧!”中国农民家里的大门对客人永远是敞开的。主人会拿出家里所有能拿得出来的土特产给你吃，倒碗水还要放糖。豫南有个待客的习俗，贵客到要给你打一大碗(6-8个)放了红糖的荷包鸡蛋，这叫“冲茶”。农民的语言热呼呼的，一句“回来了”让你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到农民家做客、和主人聊天，给他们照相，是个非常愉快的事，农民特别喜欢。有的农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拍照，因此我每次都会把拍好的照片寄给他们。农民心直口快，你会听得很多真话和趣事，他们可以和你谈科索沃、谈以色列、谈克林顿、谈我国参加WTO、谈中央电视的焦点访谈、谈农民作家乔典运。在农民家中，我亲眼目睹了他们那真实的生存现状、亲耳聆听他们那满腹牢骚和对生活的希望，使我对农民的生活有了一个全方位立体的认知和了解。由于广播电视，交通通讯的日益发达，城市文化对乡村的影响越来越大，城乡的差别越来越小。从主人身上穿的三件套西装、牛仔服，健美裤和主人家里的啤酒、可乐、娃哈哈、摩斯、发胶、新婚照中都能看到城乡交融的影子。农民的审美习惯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和传统各方面条件的制约，我们用“城里人”的眼光看到的“混乱”正是农民自身生活的“秩序”，是他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反映。在我们眼中这些所谓不土不洋、不伦不类的场景，正是他们当下真实的生存现实。当然，农村发展是不平衡的，还有一些农村仍处在静止和单一的文化现实中，没有太多的变化，也有个别乡村已提前进入了“**”。我的镜头回避了这些典型，我选择最基层、最平凡、最众多的人群，他们才最具“代表性”。农民是中国现实中最浓重的底色。只有长期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细致比较他们的生活变化，方能更深刻的了解他们，从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摄影的特性也在于比较，历史的定格和时空的张力造就了摄影的特色，它的魅力就在那蓦然回首的一刻。摄影就是这么一个“有趣”的玩意儿，它能记住那些过去的人和事儿，并且这种记忆是永远抹不掉的，它构筑了我们正在先进中的生命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