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马士英》(1)

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崇为最高境界，然而文人从政总是处在两难境地，刚直不阿则为当道所不容，曲阿附世则为后世所不齿。于是乎文人从政的悲剧便不绝于耳。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在文学与史学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他在明清鼎革之际失节降清，遭到遗老遗少的蔑视，后人也因为非议他的人品，而对他的文品嗤之以鼻。

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却火之偏颇，缺乏客观公允的心态。人品与文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需要加以分析。笔者对钱谦益的才华极为欣赏，对他在政坛上不断遭到挫折深表同情，为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士大夫生存状态的无奈，感慨系之。与那些慷慨激昂的志士仁人相比，钱谦益活得很累，在南明与清初的历史剧变中，显得过于寡断于苟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政治生涯接连不断遭受挫折，而他又非常看重传统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治国平天下，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文人。这个矛盾始终阴魂不散地萦绕着他，难以摆脱，扭曲了他的心灵。

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钱谦益与东林——作为政客的钱谦益》(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卷，日本筑摩书房，1970年版，第11—35页)，开掘出观察钱谦益政治生涯的一个视角：他一生遭受七次重大挫折。

钱谦益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编修仅仅几个月，由于父亲病故，不得不回到常熟家乡服丧守制。这种守制通常是三年，但是三年以后他并没有复出，在乡里整整闲居了十年。直到泰昌元年他才官复原职，很快又碰到麻烦。那就是天启元年出任浙江主考官时，牵涉科场舞弊案，虽然后来查明与他无关，但不久还是因此而罢官归乡。天启四年他再度复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头衔从事编纂《实录》的工作，因为与东林人士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交往密切，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之中。阉党骨干分子王绍徽根据魏忠贤的授意炮制《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号，把东林人士一百零八人编入黑名单，为首的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李三才”及“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钱谦益也名列其中：“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

在一场“阉党”发动的整肃异己的政治风潮中，钱谦益革职回乡。崇祯元年明思宗打击魏忠贤及其“阉党”，发动了持续两年的清查“阉党”逆案的运动，为东林人士平反昭雪。钱谦益官复原职之后，很快升任礼部侍郎。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他的声望才干鹤立鸡群，被列入增补内阁成员的名单之中，引发会推阁员的“枚卜之争”。机深刺骨的温体仁：借口天启元年的科场舞弊案钱谦益的问题还未搞清，横加诬陷，使钱谦益有口难辩。明思宗不加细察，无端给了钱谦益一个革职处分。温体仁搞掉钱谦益以后顺利地进入内阁，以后又升任内阁首辅，还是忌惮钱谦益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于崇祯十年指使常熟人张汉儒诬告钱谦益五十八条罪状，把乡居八年的钱谦益逮捕入狱。无瑞蒙受不白之冤的钱谦益在狱中上疏申冤；并且通过亲朋好友为之多方奔走，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司礼监太监曹化淳、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插手清查此案，真相大白：纯系温体仁陷害无辜。明思宗至此才明白，他宠信了七八年之久的温体仁原来在结党营私，痛下决心罢了温体仁的官，释放钱谦益。然而钱谦益的官运依然困顿，并没有官复原职、直到六年之后，才在南明福王小朝廷出任礼部尚，达到了他的政治生涯的顶点，不过短暂得如同昙花一现。不久，清军渡过长江，弘光小朝廷的福王、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擅离职守，自顾逃命，南京陷落，手下无一兵一卒的钱谦益无可奈何地率南京政府投降。钱谦益降清后，前往北京出任礼部侍郎，在仕途与名节的两难选择中，陷入深深的无奈与痛苦。几个月后便借口养病告假，回到家乡常熟，两年后卷入抗清斗争，被清朝当局逮捕入狱。这种看似出尔反尔首鼠两端的行径，反映了失节者的忏悔以及对于名节的珍惜，他想用最后的抗清来洗刷降清的污点，结果两面不讨好，在明朝遗老遗少眼里始终是火节者，在清朝当权者眼里则是朝秦暮楚的贰臣。

钱谦益的降清，暴露了他的人格弱点，对此人们已经知之甚多。而他在弘光小朝廷的短暂政治生涯中，暴露出来的人格弱点，人们知之甚少。笔者试图对此稍加披露。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明思宗在煤山上吊自杀，闯王李自成进入北京，宣告延续276年的明朝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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