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马士英》(2)

众所周知，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于南京，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仍在南京保留了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班子。北京陷落后，南京政府的动向，是关系明朝国祚延续的大问题，因而成为遗民关注的焦点。由于战争的因素，当时情报的传递十分缓慢。北京事变的情报传到南京，大约是在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之间。但是南京的衮衮诸公们怀疑事变可能是“风影”，没有采取什么大动作。直到四月二十五日“北报确信”，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才邀约各大臣议论善后事宜：二十七日，南京文武诸臣才告迎于奉先殿，议立新君。新君人选有潞王朱常涝与福王朱由崧，前者稍有人望，后者则在皇室亲疏关系上有一点优势。史可法倾向于潞王，凤阳总督马士英则非福王不立，高杰、刘泽清等统兵将领支持马士英拥立福王。五月初三日，福王在南京监国；五月十五日，福王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宣告南明弘光政权的正式建立。福王对拥戴他登极十分卖力的马士英的回报，是任命他担任兵部尚并且兼掌内阁实权。《小腆纪年附考》说，马士英为了排挤颇有声望的史可法，假意对他说：“我驭军宽，颇扰于民，公威名著淮上，公诚能经营于外，我居中帅以听令，当无不济者。”史可法只得上疏自请前往扬州，督师江上。

马士英为了完全掌控弘光小朝廷，决意捉携他的挚友阮大铖。阮大铖，安庆怀宁人，万历四十四年与马士英同时得中会试，天启初由行人提升为给事中，因丁忧辞官回乡。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职位空缺，阮大铖欲倚重于颇有声望的同乡左光斗，觊觎吏科都给事中这个颇有实权的人事监察岗位。负责考察官吏的**星、高攀龙、杨涟以为阮大铖“轻跺”，不可担任如此要职，打算另用魏人中。阮大铖暗中买通太监，要他扣押推用魏人中的奏疏，致使吏部不得已而推用阮大铖。经过此番曲折，阮大铖痛恨**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为了和东林人士作对，他依附于魏忠贤，与“阉党”骨干分子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结成“死友”，编写攻击东林人士的《百官图》，通过倪文焕之手送到魏忠贤的案头。此人心术不止，做事总是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害怕遭到东林人士报复，还不到一个月，急忙辞官而归。不久，杨涟左光斗诸君子被“阉党”迫害致死，阮大铖诩诩自矜。之后他被起用为太常少卿，向魏忠贤极尽献媚之能事，又怕政局有变，魏忠贤不足以长久依靠，每次觐见之后，就重贿魏府门房，收回名刺，以免留下痕迹。几个月以后，工于心计的阮大铖还是辞职离开了官场这个是非之地。崇祯二年清查“阉党”逆案，阮大铖列入从逆分子名单，以“交结近侍又次等”判处削籍，按刑律得处徒刑三年，准许纳赎为民，但永不叙用，也就是说今后再也不允许重登政坛。

这个阮大铖，《明史》说他“机敏猾贼，有才藻”，对他的刻划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贤而升官，既要献媚义要不露痕迹，稍有风吹草动立即从官场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机敏猾贼”的表现，所以在清查“阉党”逆案时只不过作为从逆分子而已。此人又极有才华，他写的剧本《燕子笺》、《春灯谜》在当时颇获好评。这样的人当然不甘心永远淡出政坛。当农民军逼近安庆一带时，他为躲避战乱，来到南京这个政治舞台，充分表观自己，招纳游侠，虚张声势的谈兵说剑，图谋以“边才”的身份而被起用，看得出来这个并不懂军事的文人很想在乱世中施展一下身手，以摆脱“永不叙用”的尴尬境地。

为了冲淡“逆案中人”的印象，扫除“永不叙用”的障碍，他在南京极力讨好尔林遗孤与复社名士。他企图利用世交侯方域(朝宗)，以及晚明四公子(归德侯方域，桐城方以智，阳羡陈贞慧，如皋冒襄)这些复社名士的影响，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为此，他不惜重金，撮合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阮大铖的政治野心被复社人士所察觉，决定联手予以迎头痛击。

崇祯十一年，复社名士吴应箕与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孙顾杲谈及此事，东林遗孤顾杲大义凛然地表示：不惜斧■，为南都除此憝。随后吴顾二人在陈贞慧寓所议论此事，一致认为应该点破阮大铖“逆案”身份，捉醒与其交往的士大夫。于是陈贞慧起草声讨阮大铖的檄文，以顾杲、陈贞慧、吴应箕名义，密函分寄各处，征求陈子龙、杨廷枢、方以智、周镳等复社成员的支持。崇祯十二年，复社人士趁南京乡试的机会，在淮清桥桃叶渡的冒襄寓所，召开复社金陵大会，复社名士与天启年间遭“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遗孤，纷纷声讨“逆案中人”阮大铖。会议公推周锤、徐孚远等为盟主，正式发表《留都防乱公揭》。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有142人，领衔的是东林弟子代表顾杲和天启被难诸家代表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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