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北上途中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了结业式，宣告联大从此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迁回北平和天津。那时候，袁震的病又加重了，急需动手术。在地下党和朋友们的劝说下，吴晗决心离开昆明，先去上海给袁震治病。袁震的病体，只能坐飞机走，可是当时的飞机票非常难买，都被达官贵人垄断了。吴晗天天往航空公司跑，一连跑了二十天，还是买不到机票。他望着衣着华丽的摩登少妇，神气飞扬的大腹商人，只要向航空公司职员附耳嘁喳一下，飞机票就到手了。像他这样没有门路的人，只能在航空公司的角落坐冷板凳。幸好，吴晗遇到了机会，他后来回忆说：“终于，由于一个朋友的到达，这朋友几年来听够了谎话，也学会无伤大雅的一套。他替我写了一封信，编了一套让人笑断了气的幽默故事，当天见了什么处长，第二天，5月7日中午，终于挨进一架运输机了”。他所说的这位朋友就是联大教授罗隆基。他见吴晗为买机票的事焦虑，就写了一封信给航空公司经理，说张学良要学明史，当时的国民参政会主席、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莫德惠，建议让吴晗去教他，因此吴晗必须立即离开昆明。这一着很灵，航空公司经理见了这封信，立即卖给吴晗两张机票。5月7日，吴晗陪着袁震告别了西仓坡的邻居和战友闻一多，告别了生活和战斗了九年的春城昆明，乘机飞往重庆。到达重庆后，正逢中航公司职工罢工，吴晗和袁震暂住民盟总部所在地特园。吴晗在重庆先后见到了**人董必武、吴玉章、王维舟、张友渔等。张友渔代表**四川省党去看他，听他讲了昆明民主运动的情况和民盟的主要活动。张友渔对他的印象是：“是一个勇敢的民主战士，但还多少沾染一些恃才傲物的文人习气”。经董必武介绍，吴晗每天都去出席重庆的反内战、争民主的集会，到各大学演讲，介绍昆明民主运动情况。在一次民主人士的集会上，有人说吴晗和闻一多领导了昆明的民主运动。吴晗连忙站起来声明：“大家问昆明青年运动的领导者是谁吗？那正是昆明千万青年自己！”6月9日，吴晗穿着一身旧西装，提着一只旧黑皮箱，同袁震来到上海。他们住在弟弟吴春曦家。袁震仍是卧床不起。吴晗有时照顾不过来，就让七岁的侄儿吴昆为袁震送饭端水。袁震需要立即住院治疗，但当时住院要用金条作押金。他俩离昆明时为买飞机票，就借了一些钱，哪里去找金条呢？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介绍信，才把袁震送进了一家私人医院，顺利地做了手术。出院时卧床多年的袁震，穿着特制的钢背心，竟能下地走动了，吴晗无比兴奋。吴晗在上海期间，仍然是紧张地工作着，民盟的一些领导人，经常来他的住所开会，一开就到深夜。一些民主人士，像史良、胡子婴、许广平、叶圣陶等，也常来找他，还在他这儿吃饭。他还经常去各大学、小学教师联合会等文教团体演讲。当时住**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华岗，也来看过吴晗。他俩是昆明时期的老朋友。吴晗成为坚强的民主战士，华岗是个重要的引路人。吴晗在参加各种活动之余，就在弟弟家楼下客厅里的紫红色饭桌上埋头写文章。吴晗没有孩子，但他非常喜爱孩子。每当吃过晚饭，他常常把侄儿们抱在腿上坐着，给他们讲故事，同他们做游戏。有一次，吴晗外出回家，给他们带来了一只活乌龟，逗得孩子们放声大笑，吴晗也高兴得很。吴晗知道孩子们爱吃冰激凌，一拿到稿费，就为孩子们买一大块冰激凌，让全家高兴地吃着。他还给他们买课外书，像《十万个为什么》等，这些书成为后来吴宣、吴昆进一步学习的启蒙读物。吴晗在上海的活动引起特务的注意，为了打掩护，他出门时常带着侄儿们一起走。由杭州开往诸暨的火车车厢里，吴晗坐在他那只旧黑皮箱上。这节车厢是一节铁篷车，没有窗户和座位，满地的牛马粪，臭气熏天。大约走了四个小时，总算来到了诸暨。吴晗在诸暨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他又爬上了一辆大卡车。由于公路的不平，汽车开的连蹦带跳，有如醉汉在跳舞。他坐在卡车上，头晕眼花，四肢的骨头都像是给跳碎了。吴晗离开故乡十三年，来到距家乡较近的上海，怎能不回故土呢？何况故土还有他的老母。所以拼着命，他也要回去看看。乘袁震住院期间，吴晗回到故土义乌县。吴晗十几年前离开家乡时，家乡人民处于苦难之中。而今，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家乡人民更面临着灾难的深渊。他回到家乡的第三天，正逢大批军警清乡，搞肃清所谓的“奸匪”，以强化治安。更令人气愤的是，抗日战争中，在家乡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抗战史一页的游击队———第八大队，竟被诬为“奸军”，加以捕捉。第八大队队长杨德鉴，是吴晗青年时代的同学，他被诬告为“奸匪”，不得不避居金华。他家被勒索四十万元以后，案子仍未了结。吴晗了解到这些，气愤地说：“抗日有罪，呜呼！”吴晗回乡看到家乡人民的生活更是穷困，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吴晗在的时候，家乡的农民又遇上征购，有个朋友告诉他：“征购军米每一担的代价只够这担米挑进城的挑费的四之一。”吴晗离开家乡时，要借回上海的路费，全村凑不出五万元法币。日本入侵义乌时，许多爱国而天真的农民，把国民党发行的法币，一捆一扎的埋了起来。即使敌人用重刑威吓，也拼着性命保存法币。可是，抗战之后，一捆法币却只能买到一个烧饼或一个鸡蛋了。吴晗看到家乡人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压之下，“明白了他们所能看到的报纸上的话全是谎话”。吴晗深信，“这一股火，迟早是会爆发的，会燃烧起来的。”在家乡的四天里，吴晗穿着一双家乡农村常见的蒲鞋，走东家串西家，了解了家乡的近况，收集子大量的素材，以后写成《还乡记事》等三篇散文。这三篇记事，倾注了吴晗对故土的爱，对亲人的眷恋，也倾注了他对反动派的仇恨。1946年7月19日上午，吴晗翻开当天的报纸，一条震人心肺的消息映入他的眼帘：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读后，他顿时惊呆了，半晌才哭出声来。李公朴、闻一多是怎样被杀害的呢？事情是这样的：7月11日早晨，西南联大复员的最后一批学生离开了昆明。当晚，民盟的领导人李公朴在归家的途中，遭到特务的美制无声手枪的射击，第二天清晨去世。三天之后，闻一多去《民主周报》社开记者招待会，呼吁新闻界应当伸张正义，把李公朴被害的真相向全国**道。回家的路上，他也遭到一群特务的枪杀，当场牺牲。传说吴晗是被列在暗杀的黑名单上的第三名，联大学生刘时平得到这个消息，忙从昆明赶往上海，告诉吴晗要注意保重。吴昆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来了一个生人，是找伯伯的，我开了门，叫来了伯伯，他们在天井里站着说话。来人说到闻一多之死，好像就是来给伯伯报告这个消息的。伯伯当时眼眶充满着泪水。后来他接连几天在那张紫红色饭桌上伏身疾书。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纸烟，神色比平时严肃多了。他顾不上看我的作业和我们说笑了。有几次写着写着眼泪就掉在纸上。我觉得伯伯心里难过，就不再和伯伯挤在一张桌上做功课。”吴昆所说的这个生人，就是刘时平。吴晗还接到联大学生写给他的信，信上写道：“吴先生，我们遇到了永远没法补偿的损失。”在上海的学生也去看他，并对他说：“这几天吴先生要注意一些。”李公朴、闻一多都是吴晗所熟悉的，尤其是闻一多更是他多年的战友。他俩被害的噩耗，使吴晗悲愤填膺，也使他的眼前浮现出他俩活生生的形象。吴晗忆起5月13日，去重庆社会大学看李公朴。社大是教育家陶行知和李公朴一道创办的。李公朴看到吴晗，高兴极了，领他参观社大，指给他看哪间房子是邹韬奋住过的，哪间是他们当年的食堂。第二天，李公朴去看望吴晗，他俩谈得更投机了。吴晗感到李公朴“对中国前途有无比的信心”。第三天，他们在史良家又见面了。吴晗记得在座的还有田老大（田汉）、光未然等。他们还为一件事打了赌。李公朴提议说：“输的出一点钱买肉吃，我们家有多少天没有见过肉了。”李公朴说话时微笑着，一手还捋着胡子。这是他踌躇满意时的神态。想到这些，吴晗的眼睛湿润了。紧跟着一个更为熟悉的面容出现在他的眼前。5月7日，吴晗夫妇离别昆明之前，闻一多和他的一家人送他们到西仓坡宿舍的院门口，闻一多的心情很沉重，他真不愿同这个朝夕相处的忘年之交分手啊！不过，他还是勉强作笑地说：“两个月后北平见！”最后一句话是：“回到清华园时，先去看看我旧居的竹子。”吴晗笑着答应了。两人这才依依不舍地分手。而今，没想到那些话，竟然是两个人的永诀。吴晗想到这里，怎能不悲痛呢？他忆起和闻一多的友谊与日俱增的难忘岁月：1943年冬的一天，闻一多、吴晗、罗隆基等几个人，在朋友家谈天。罗隆基笑着批闻一多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闻一多听了这话，大笑道：“变定了，我已经上了路，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型，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深切了解闻一多的吴晗用历史的观点分析说：“从历史的看法来说，一多先生也可以说并没有变。”“他一生在追求美”，“早年搞新诗是为了美，中年弄文学也是为了美，晚年努力于民主运动也是为了美。追求的方式是有变化的，目标却从来没有变”。吴晗的话说出了闻一多在探索中前进的道路和他的高尚品格。回忆往事，更激起吴晗无限悲愤。7月的上海热得像蒸笼，吴晗却顾不得这些，他左手拿着扇子，右手紧握笔杆飞一样地写。用笔来控诉刽子手暴行，用笔来悼念战友以寄托哀思。他一边写，一边哭，汗水、泪水和着墨水一起倾泻在纸上。他写李公朴死的伟大：生为民主斗士，死为国殇！他写闻一多追求真理的一生：一多先生的一生永远在追求真理，也永远在否定自己。到晚年他找到了，大喝一声，在这里了！锲而不舍，竟以身殉。这真理就是民主。吴晗日以继夜奋笔疾书，写出《哭公朴》、《哭一多》等多篇诗文，刊登在上海的各大报刊上。吴晗的文章，表达了人民对烈士的悼念之情，也表达了人民继承烈士遗志而奋斗的决心：我们会跟着你们走的，你们已经替中国人民铺了道路，用你们的血。7月17日、18日晚，吴晗在民盟张君劢的住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为李、闻的被害，从南京梅园新村来到上海，他不顾反动派的恫吓，大义凛然地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严厉谴责反动派。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