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重返古城

清华园旧西院十二号，是一所中式的独门独院，院子比较宽敞，面对一片树林。北房一排正屋三间，东边一间是卧室，其余两间连在一起作为书房和客厅。旁边还有盥洗室和厨房，院子的西边有两间厢房。吴晗回到清华园就住在这里，在清华的教授住房中，这所房子并不算好，但同吴晗在昆明西仓坡的住房相比，真有天渊之别。吴晗夫妇在1946年8月中旬，回到阔别九年的北平。清华园的校舍由于日本军队占领，已经破坏得不成样子。经过一番修整，直到这年10月，吴晗才同师生一起返回清华园，住进了旧西院十二号。吴晗非常喜爱这所房子，不只是因为它宽敞，更重要的是这儿成了进步教师和革命青年聚会的地方。正像吴晗后来在文章里所写的：“尽管外面的天是黑的，这所房子里却经常有明朗的笑声，热烈的争论。”民盟、民青的同志，还有地下党的同志都常到他家聚会。吴晗以学者、教授的身份，掩护这些人的革命行动。清华、燕大、北大的学生也经常来他家。有时晚上来的人多了，没那么多椅子，青年们就坐在地板上。屋里坐不下，就坐在院子里。大家一起谈这谈那，十分热闹。不过，谈得最多的还是当前的形势。常到吴晗家里来的，还有清华、燕大团契的青年。团契是基督教会组织的，带有宗教性质。参加团契的青年，很愿同吴晗谈政治，常常谈到深夜。吴晗不仅是学生的教师，也是青年教员的导师。一批青年研究人员自愿结合，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学习讨论会，每周在吴晗家聚会，由一人先发言或读论文，大家再围绕这个人提出的问题讨论，最后由吴晗和费孝通指点。他们讨论过皇权、神权、族权、帮权（指青红帮之类）。大家谈笑风生，各抒己见。老教授也愿到清华园旧西院十二号来。那时名教授张奚若住在清华新林院，离吴晗的家比较远，可是他常到吴晗家来，有时一星期来好几次。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来的次数更多，常常谈到深夜。张奚若是清华的元老，在老教授和学生中很有威信。后来吴晗回忆他和张奚若的关系说：“在这两年中，我们交换意见，讨论问题，共同战斗。有时还商量修改文件。”“通过他的影响，好些老年、中年教授也逐渐和我们接近了，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的性格容易激动，奚老呢，老成持重，每一个问题都要反复推敲，我们合作得很好，在大问题上意见总是一致的。”在共同的战斗里，吴晗同张奚若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48年7月的一天，吴晗陪着一位年长而瘦弱的学者在清华园北院向工字厅缓步走去。那位长者边走边对吴晗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这位长者就是著名文学家朱自清。他本来不大参加政治活动，但富有正义感。反动派杀了闻一多激起他极大的愤慨，加之吴晗的帮助，他也参加到进步的行列里来了。1948年6年正当北平学生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大游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笼络教师，破坏学生运动，给教师发了配购证，凭证可以用较低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吴晗及时团结一些进步教授，发表拒绝美国救济粮、一致退还配购证的声明。声明写好以后，要征集签名，吴晗拿着稿子找朱自清。那时朱自清已得了严重的胃病，家里孩子多，日子过得很困难。但他还是用颤抖的手在声明上一笔不苟地签上名字。两月之后，朱自清去世了。就在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叮嘱家里人不要买美国救挤粮。**表彰他的气节说：“朱自清的进步同吴晗的帮助是分产不开的”。吴晗一回到北平，就积极投入了北平的民主运动。由于敌人对他加强了注意，地下党让他主要从事民盟工作和写作，少出头露面演讲。但他在可能的情况下，仍然不放弃在讲坛上投枪。1946年12月1日，为纪念“一二?一”学生运动一周年，清华大学举行纪念会，吴晗上台作了《种子撒下去了！》的讲演，要求以积极的态度来纪念四烈士，使他们撒下的种子，取得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的收获。1946年年底的一天，吴晗对闻一多的学生史靖说，希望他写本介绍烈士生平事迹的书，能赶上周年纪念就好了。吴晗满怀激情地指出：“活着的人把烈士的事业进行到底，也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烈士，让烈士永远活在人们心里”！史靖在吴晗的鼓励和帮助下，在闻一多逝世周年前夕，赶写出《闻一多的道路》一书。吴晗为它写了序言。吴晗拿到这本由生活书店出版的《闻一多的道路》时，泪珠扑簌落下来，他连声说：“一多，一多，你的朋友学生都想念你呀！”。吴晗自己写了《一多先生周年祭》，在清华大礼堂召开的“一多先生被害周年大会”上，慷慨陈词，读了这篇祭文。吴晗在祭文中告慰死者，鼓励生者说：“这一年，尽管是最黑暗、最残酷、最痛苦的一年，但是曾经受过你的教育的，曾经听过你讲话的，曾经读过你的著作的，曾经为你的泪、你的血所感发、所启示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不论性别，不论职业都起来说话了，起来行动了，起来斗争了。”闻一多被暗杀后的一年，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这年的12月24日夜晚，驻北平的一伙美军在东单广场强奸了北大女学生沈崇。消息传出来，清华学生会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吴晗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在会上登台演讲，痛斥美军的暴行，大声疾呼：“中华民族的尊严何在！”“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何在！”到会的人听了他的讲话更激发了斗志。12月30日，北平大学生举行了上万人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1947年2、3月间，国民党政府一夜之间在北平非法逮捕了一千八百多名进步人士。吴晗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出面联络朱自清、向达、吴之椿、许德珩、张奚若、钱端升等十三位知名教授，发表《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紧接着，吴晗又和北平市民盟组织发动五所大学教师一百九十二人，签名发表《响应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抗议国民党反动派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社会上称这次行动为“新人权运动”。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了非法逮捕的进步人士。那时候，吴晗已是一位成熟的民主战士了。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吴晗在行动上更成熟了。194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两个北大学生事先和吴晗相约，同他秘密见面。这俩人是北大“孑民”图书室的负责人。他们得知有个同志从解放区带来一批书刊，要送给这个图书室，可不知道这个同志的下落，听说吴晗知道这件事，他俩就自告奋勇去清华园拜访吴晗。见面以后，吴晗说：“不知道解放区最近有什么人前来，也不知道解放区带来的书刊。”不过，吴晗的谈兴很浓，向他俩询问北大师生情况，询问“孑民”图书室的筹办经过。还称赞蔡孑民（蔡元培）是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他答应给“孑民”图书室捐一批书籍。吴晗还向他们谈了时局和战争的前途，两人大受鼓舞，精神为之振奋。临别，吴晗送到门口，关切地嘱咐他们：“离开这里后，要小心，快点走，注意有没有人在盯梢。”其实，吴晗是知道解放区的来人和所带的书。但由于他俩直接去找吴晗，违反党的秘密工作规则，所以吴晗只能说不知道。十五年以后，其中的那个历史系学生，就是已经成长为中年历史学家的戴逸，在一次同吴晗的偶然闲谈中，谈起了这件事。吴晗端详了好久，认出戴逸就是那时找他的历史系学生，哈哈大笑起来，用手指着戴逸说：“想不到就是你啊！”“你们两个冒失鬼，怎么跑来直接找我要书呢？解放区来的人和带的书，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当时不能告诉你们呀！我当时是什么处境，国民党特务们密切注意着我的行为，你们俩敢从城里跑来找我要书，真是大胆，冒失！哈哈……”吴晗边说边纵情大笑起来。清华园旧西院十二号的房里，常常传出打麻将牌的声音，常去打麻将牌的有王冶秋、马彦祥等地下党员。他们明为打牌，实则是在开会，也边打边谈，商议民主运动的开展。吴晗的教授身份掩护了地下党的活动。随着蒋家王朝日益走向崩溃，反动派加紧迫害进步青年和进步人士。同时，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也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党的史学家范文澜给吴晗写信要他多多输送青年去解放区。吴晗就想方设法帮助进步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以及党的地下工作者，到解放区去。他和民盟的陈鼎文，在从解放区来的同志主持下，热心为去解放区的人筹集路费，准备化装衣物，联系接头人。有一次深夜，吴晗亲自送两个学生到校内临时联络点接头。还有一次，三个清华学生在去解放区途中，走到静海城，被国民党驻军扣押。消息传回校内，吴晗立即发起签名，呼吁校方营救。由于进步师生的努力，三个学生终于获释。1948年4月，文学家李何林从台湾大学逃回北平，也是通过吴晗联系，进入了华北解放区。李何林回忆说：“吴晗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把我介绍给做具体输送工作的陈鼎文，使我到天津后在一位工人同志护送之下，通过杨柳青车站反动派封锁线的检查，平安地到达了华北解放区泊镇接待站。”有些人去解放区前躲在吴晗家里，有的躲在吴晗的小姨袁熙之家。袁熙之家在东四十条，院子里有前后门，吴晗常常通过她把要去解放区的人从前门带进，经过化装后，再从后门送走。吴晗的地下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47年8月的一天，吴晗突然被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找去谈话。他来到校长办公室，见文学院的几位领导也在座。梅贻琦问他同余心清、王冶秋有什么关系，接着追问：“王冶秋是**员，你怎么放他回解放区？”吴晗反问：“谁说的？”梅贻琦答：“国民党市党部通知说，余心清供出王治秋是吴晗放走的。”吴晗一听，心里有了底。他理直气壮地说：“那才真怪，天下没有这个道理！你想想看，余心清先被捕，王冶秋后逃走，余心清已关在牢里，怎么知道王冶秋是我放走的呢？再说，王冶秋是**员，我呢，是民主同盟盟员。**员要回解放区，怎么会要得到我的帮助呢？你说有没有这个道理？”梅贻琦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提醒吴晗：“你要当心，千万别进城，一进去被他们逮住，就没有救了。在学校里，多少还有个照应。”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段时间，吴晗家房顶支起了天线，原来他有了一架收音机。四十年代的中国，收音机还是种奢侈品。吴晗的经济不宽裕，怎么会有收音机了呢？那是1947年初的事。一天下午三点多钟，在南池子南湾子十三号的住宅里，异常热闹。一位英俊的中年人正举杯祝朋友们保重健康。在餐桌前的三十多人也都举杯祝他一路平安，祝他早日再回北平。这是一次难忘的告别宴会。1946年底，国民党政府进攻解放区的军事布署已经完成，就撕下了“和谈”面纱，宣告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军事调处结束。第二年初，以叶剑英为首的军调部**代表团被迫撤离北平。**代表团撤离之前，同北平市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各界民主人士举行告别宴会。前边所说的举杯情景，就是在这个宴会上的一幕。那时候，国民党特务对叶剑英等**代表团的行迹，总是盯梢跟踪。为了开好这次宴会，选地点就花了许多时间，最后选中了吴昱恒的家。这儿虽在市中心，但比较僻静。吴昱恒当时是北平地方法院院长，民盟成员身份也未公开。徐冰问：“你要什么？”吴晗说：“收音机。”吴晗要收音机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很严，军调部**代表团在时，吴晗可以经常从他们那里听到解放区和全国的真实情况。他们走了，怎么继续听到解放区的声音？吴晗就想到了要收音机。徐冰同意了。就把军调部**办事处的那台收音机留了下来。这架收音机起了很大的作用。每天晚上吴晗或袁震就收抄解放区的广播，然后再传抄或油印出来，第二天散发到城内外各个联络点，让更多的人了解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吴晗是个穷教授，家里竟有了收音机，自然引人注意。收抄几天以后，有人对吴晗说，提防着点，有消息说你们收抄解放区广播，替**宣传呢！吴晗急忙把收音机转移到别人家里，还曾放到北大物理系实验室里。转来转去收抄散发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吴晗去解放区之前，把收音机转移到了张奚若家。解放以后，这台收音机辗转送到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保存下来。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