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权倾朝野的诸葛亮(8)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这两则资料表明,由于诸葛亮连年出兵北伐,兵员不足,遂调各郡兵补充北伐部队,然而各郡大约是以各种借口为由而拒不发兵,形成了“多不相救”的局面。而在诸葛亮死后,军队中大量士兵和职业兵户更是纷纷逃亡,做为地方长官的吕乂,数年中仅在一个蜀郡就查出了万余名逃避兵役者。延续至蜀汉后期姜维北伐期间,蜀汉已经出现了“经其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见连年北伐对蜀汉经济造成的伤害之大,因此百姓们对北伐不支持是比较正常、毫不奇怪的,在任何一个时代,从根本上百姓们总是厌战和期望和平的。另外一个问题,乃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法家思想的秉承者,对申韩之术习之精而用之果,史称其对官吏“用法峻严”,而且大权独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杖二十以上亲决”其负面效果就是直接导致蜀汉朝廷在一旦缺乏了象诸葛亮这样强势而又出色的政治人才以后,政治上整个统治机构出现了“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一片闇然的局面,经济上则是“经其野民皆菜色”,对这样的后果,诸葛亮这个蜀汉政权实际统治者、所有既定方针的制定者,应该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必须承认,诸葛亮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对蜀汉皇朝的忠诚令人感叹,然而作为一个周旋于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政客和权臣,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个特定的舞台上游戏规则的制约,因此他绝不是一个没有缺陷和没有污点的人,一个历史的人是不可能完美的,诸葛亮的人格和道德魅力以及政治、军事能力,在长期以来的盲目推崇中被放大乃至发展到最后的完美,大量一直存在的、可以说明问题的资料被视而不见,或者被斥为不可信的资料,这是不客观的。对我而言,历史的真实总是被隐藏在拆开裁减过的文字里,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相,但我们需要发现和发现的勇气。(1)(13)(14)(15)《三国志》《蜀书》《李严传》(2)《三国志集解》(3)《华阳国志》(4)《三国志》《蜀书》《后主传》(5)《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6)《三国志》《蜀书》《杨戏传》:“王元泰名谋,汉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刘璋时,为巴郡太守,还为州治中从事。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别驾。先主为汉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赖恭为太常,南阳黄柱为光禄勋,谋为少府;建兴初,赐爵关内侯,后代赖恭为太常。……后大将军蒋琬问张休曰:‘汉嘉前辈有王元泰,今谁继者?’休对曰:‘至于元泰,州里无继,况鄙郡乎!’其见重如此。”何彦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广汉任安学,精究安术,与杜琼同师而名问过之。刘璋时,为犍为太守。先主定益州,领牧,辟为从事祭酒。后援引图、谶,劝先主即尊号。践阼之后,迁为大鸿胪。建兴中卒。(7)(11)(16)《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8)《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臣(诸葛亮)当北出,欲得平(李严)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9)《三国志》《魏书》《张郃传》(10)《三国志》《蜀书》《马良传》:“臣松之以为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亮年长,良故呼亮为尊兄耳。……良弟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12)《三国志》《蜀书》《马良传》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