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山岩铸就了他的脸，他的侧影在向恶劣的气候挑战，风在他的鼻子上打断受迫害者长长的呐喊：流亡者在那里驻足：他活在祖国，化作了山岩智利，像一柄长剑，直插地球的南端，南北长4200公里，而东西最狭处却不到97公里，是距我国最远的国家之一；但在联合国的席位上，它却离我国最近，因为紧挨着智利（Chile）的就是中国（China）。智利人口不足1500万，却出了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和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今年是聂鲁达的百年诞辰，为了表示对这位伟大诗人的敬意与怀念，我的学生滕威向我建议：合作出一本以诗歌创作为线索介绍聂鲁达的书，并说要把该书献给她的老师——我刚刚去世的爱妻、北京大学拉丁美洲文学博士生导师段若川教授。（她曾于1993年赴智利进行学术研究，参观过聂鲁达在黑岛的故居博物馆，并于2001年在《外国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智利在我心中》。）聂鲁达是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拉丁美洲诗人。20世纪50年代，他曾于1951和1957年两次来华。第一次是为了给宋庆龄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金，第二次是应邀与巴西著名作家亚马多一起来进行参观访问。在来华访问与国际交往中，聂鲁达与我国诗人艾青、萧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第二次来华却给他留下了终生的遗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诗人艾青在他离开中国之前就突然“消失”了（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据说，后来聂鲁达曾面对大海，呼唤艾青的名字。“文革”过后艾青复出时，聂鲁达已离开人世，两位诗坛巨匠竟再也无缘畅叙“阔别”之情，只为我们留下了苦涩的记忆与思考。不用说，在那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解放战争如火如荼的岁月，聂鲁达的政治诗篇无疑是号角、是旗帜，是惩恶扬善的战斗檄文。当年我国读者最熟悉的也就是他的这部分诗作。诗人袁水拍早在1950年就翻译出版了他的《伐木者醒来》，在我国诗歌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但正如聂鲁达本人所说：“我们不能只写谈政治的诗，不能只用一种颜色来画画……还有一个长远的责任，是诗人所不能忘记的。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否则，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应当说，上世纪50年代，在介绍聂鲁达的作品时，由于形势或认识上的原因，他的爱情诗是被忽略了。其实，岂只是爱情诗，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乃至破裂，就连聂鲁达的政治诗也被打入了“另册”而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文革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了邹绛、蔡其矫等前辈翻译的《聂鲁达诗选》，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在诗苑译林中收入了陈实先生译的《聂鲁达诗选》，后来又有王央乐等几位先生的译本问世。最近又看到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的黄灿然先生译的《聂鲁达诗选》，其实后者似乎应叫《聂鲁达爱情诗选》，因为译者只译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与《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应当指出的是，在上述的译本中，有不少诗作是从英文转译的。我不是说不能转译，但我认为，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还是以从原文翻译为好，这是个常识。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转译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事情。当然，目前的当务之急，还在于西班牙语的译者：一要壮大自己的队伍，二要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否则，也就难怪别人要“越俎代庖”了。我对聂鲁达的翻译与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要编写拉丁美洲文学史。首先是在我编的《拉丁美洲诗选》中选译了他的几首诗。后来又与张广森学长合译了聂氏的政治抒情史诗《漫歌》。这是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长篇巨作，约15000行。当时，我个人觉得难以独自完成，就找了广森先生，由他来翻译长诗的后半部分。由于我们的语言风格相近，合作得非常愉快。当我看到他的笔名叫林之木的时候，我也就随意起了个笔名——江之水，听起来倒也成龙配套。《漫歌》出版时，我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修订西文版《红楼梦》，据说云南人民出版社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还为该书举行了首发式，不少诗人参加了研讨。其实，此前王央乐先生已经翻译出版过这部作品。王先生是我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对西班牙语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他选择翻译的对象都是文学史上的名家名作。但王先生是学英文出身，他的西班牙语是自学的，因此对原文的理解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将诗作的题目（CantoGeneral）译作《诗歌总集》，就不够准确，也与全诗的内容不符。《诗歌总集》总给人一个诗人全部作品的概念，而它实际上不过是诗人的一部诗集而已。从内容上看，全诗分为15章，诗人从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写起，一直写到他写这部诗作的时候，甚至还写到了自己的遗嘱。洋洋洒洒，有感而发，任凭自己的情怀纵横驰骋，因此我们选用了《漫歌》这个译法，觉得似乎更贴切一些。当然，就文学翻译而言，尤其长篇的作品，要做到没有误译，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个常识，无非是多少与程度的不同。因此，我认为，文学翻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然是“更好”还是“更糟”，不是凭自我感觉如何，而要由广大的读者来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