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

说起对智利文学和聂鲁达的翻译与评介，我深感自己有一份不可推委的责任。因为1995年，智利—中国文化协会曾为我颁发过“鲁文·达里奥《蓝色》百年最高骑士勋章”，并委任我为他们的驻京代表，原因是我翻译介绍了智利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说起此事，我一直觉得好笑。1995年夏季的一天，北京大学外事处（现在叫国际合作部）通知我和段若川，说智利—中国文化协会副会长夫妇要来学校见我们，叫我们于某日某时到勺园2号楼的会客室。我原以为，段若川刚从智利回来不久，她又认识智中文协的会长和副会长，一定是人家想见见她。我们按时到了勺园，外事处的同志与我们是老朋友，见面后很亲热并说：“两位老师，你们都是老经验了，等智利朋友来了，你们直接交谈就行了，我又不懂西班牙语，就不在这里陪二位了。”待一切准备好之后，她就走了。没过一会儿，对外友协的一位女翻译就领着两位智利老人来了。彼此寒暄几句之后，那位老先生刚刚认识我，立刻就迫不及待地从背着的旅行袋里掏出一枚勋章，挂在了我的脖子上，然后便又掏出授勋证书和一张委任我做他们的驻京代表的聘书，然后便说来北京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我授勋。这一切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我当时真是茫茫然不知所措。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如此简单的“授勋仪式”。幸亏当时还有一位对外友协的翻译在场，否则，就连个见证人都没有了。此后，虽然又有西班牙国王和阿根廷总统先后为我颁发过骑士勋章，而且都在大使馆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但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却是那次由一个民间团体的两位风尘仆仆的老人为我从遥远的智利带来的这份朴实无华而又感人至深的情意。今年，适逢聂鲁达的百年诞辰，又是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的换届之年（目前我还在担任该研究会的会长），我的学生滕威提出了编这本书的建议，从任何意义上说，我都要用心将这本书编好。但从提出这个想法到交稿，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又是无奈的急就章。虽然不能“萝卜快了不洗泥”，但“慢工出细活”是做不到了。因此，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由衷地恳请同行与读者们不吝赐教。赵振江2004年五一劳动节于蓝旗营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