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论诗(2)

诗歌的敌人当然总是企图用石块打她的眼睛，或者用大棒打她的脖颈。在从事这种勾当时，他们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要么作为元帅个人，要么作为光明的敌人，要么是与诗人背道而驰的迈着蠢鹅步伐的官僚主义大军。他们使某些人失望了，使另一些人灰心了，使少数人痛苦地改弦更张了。然而诗歌依旧似泉涌或者像血淌，或者用断臂建设，或者在沙漠中歌唱，或者像一棵树那样耸立，像一条河那样奔流，像玻利维亚高原的夜空那样布满繁星。诗歌陪伴着奄奄一息的人们，并医活了他们的痛苦，将他们引向胜利；诗歌陪伴着孤独的人们，像火一样炽热，像雪花一样清新飘逸。她有手，有手指、有指甲，像春天一样有蓓蕾，像格拉纳达城一样有眼睛，她比火箭更迅猛，比堡垒更坚固，她的根扎在人类的心田。在二OOO年，诗人们大概不会酝酿一场世界规模的瓜分诗歌的举动。作为人类进步的绪果，作为人民发展和提高书籍与文化的结果，诗歌将进行再分配。诗人们大概不会指手划脚或发号施令吧，尽管目前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正在这样做，有些人做得极差，有些人稍好一些。但诗人将永远是卓越的参谋，如果不听他们的劝告，可要当心点。政府往往和人民有公开的联系。诗歌与人类的痛苦则有着秘密的联系。应该倾听诗人的呼声。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在二OOO年，最新鲜的、在任何地方都是最时髦的诗人也许是一个叫做荷马的、眼下无人问津的希腊诗人。我同意上述看法，而且为此我将重读他的诗歌。我要寻求他的遗风，甜蜜而又富有英雄气概，我要寻求他的诅咒和预言，他那大理石的神话和盲人的木杖。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我将按照荷马的方式写作。如此裤奇的风格，与美妙的大海融方一体的风格，对我来说，不会是坏事。然后我将打着伊塔克国王尤利西斯的旗帜到街上去。由于希腊人已经摆脱了牢笼，他们会和我一同创造21世纪的新风格。科塔萨尔与阿格达斯在科塔萨尔与阿格达斯的争辩中，以愤怒来代替思考是无益的。这是一场如此深刻而又没有终点的论战，对于两位杰出的评论家，说任何一方有理或无理，都是困难的。我一向认为，作为我们这些被抛弃的国度的作家，应该留在国内，保卫祖国。如果流亡异地，如果印第安人时刻遭受的苦难不在头脑里生根，那些揭露他们悲惨命运的太平洋此岸的杰作是孕育不出来的。因此我的生活也许就是一种出走和归来，就是一种为了归来的出走。我曾经在许多地方栖身，但是并没有离开这里。在科塔萨尔、巴尔加斯·略萨图163、富思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有一种对美洲的执着的关心，一种植根于我们的现实的基调，一种属于我们的轮廓，他们曾经多次以崇高的形式为我们把这种轮廓再现出来。这才是真正值得注意的。在遥远的地方，无论是否流亡，他们都比许多生活在大洋此岸的同胞更加具有美洲特色。对于从前贵族化的一代，我曾经表示怀疑，他们置身于欧洲，很容易忘却我们自己的泥土和摇篮。那些作家收拾好行装，去征服巴黎，不管困难与否，一到那里便用法语从事写作。我曾经与这种文化分裂症进行过激烈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但是维多夫罗用法语写的许多诗句却至今使我感动，更不用说已经被遗忘的厄瓜多尔卓越诗人甘果特纳了，他青年夭折，一生中只用法文写作。另一方面，值得充分肯定的是我们还有另一些作家，他们饱尝艰苦，贫困，嫉妒和攻击，在我们偏僻的国家里，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我常常感到芒刺在心，；想逃得远远的。文学的游击战是拉丁美洲环境的组成部分，在这种环境里，锻炼了谩骂的专门人材。从年轻时起，我的家里就充满了文学气氛，从父辈到侄辈，一齐向我发动攻击。另外，在半殖民地文学的园地上，嫉妒是繁殖的、灾难性的、长命百岁的。它的再生能力特别强大，以致会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当然了，它从来不会变成麦穗和面包。它有极大的破坏性，而且是十分令人苦恼，它毫无营养价值。如果说像阿格达斯、阿莱格里亚、伊卡萨以及其他坚持在这块粗犷土地上拚搏的小说家堪称伟大的话；一代新型作家在本大陆的形成则有着新的意义。他们从遥远的地方，以光辉的真理，或者像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以本乡本土的梦幻而成为我们的代表。我认为神奇的科塔萨尔和卓越的巴尔加斯·略萨也不例外，我对他们是了解的。因为重要的是实质。这些作家对我们正是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这是关键所在。因此在展开争论的时候，应该而且也能够自然地缩小已经产生或者将要产生的私人成见。这场文学争论在本大陆有很多崇拜者，论战的双方都颇孚众望，要说服任何一方都是困难的。就其深度来说，此事更加错综复杂。“世界的诱惑”，爱伦堡这样称呼我在与一位古巴民间诗人论战时的普遍性倾向。这种倾向于古典主义和新型探索的“世界的诱惑”，它会将我们引向环境宇宙主义，引向暂时的表面化。这是一种危险。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