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论诗(3)

但是，我们如何能摆脱具有诱惑力的，不可抗拒的欧洲呢？为什么要斩断将我们与她系在一起的漂亮的绳结呢?此外，对于本土主义者，甚至对于真正的美洲人，沉浸在池塘里，而不是沐浴在海洋中，墨守成规，甚至一味重复过去的老调，是非常容易的。这是另一种危险。这种危险不会砍断我们的根。问题是我们越深入，也就越新颖，地方性越强，普遍性也就越强。有一本伟大的小书写的仅仅是西班牙一个极小的叫做“拉曼却”的地方，可是它却成了地球上最具有普遍性的小说。图164大家都有道理。从这些道理中又会产生新的道理。当论战既维护尊严又不断深化的时候。无论古老的或新兴的人道主义都在争辩中得到了巩固和传播。我深信科塔萨尔和阿格达斯的交锋不仅会给我们带来新的伟大的作品，而且会开辟新的伟大的道路。诗人不是随意抛出的石子诗人的第一阶段应当以狂热的激情搜集祖国的精华，然后再物归原主。应当归还给祖国，奉献给祖国。他的歌唱和作为应当有利于人民的成熟和发展。如非被逼无奈，诗人不能离开自己生根的地方。即便非离开不可，为了魂归故土，他的根也要通过海底，他的种子也要随风飘扬。诗人应该具有自觉自愿的民族性，深思熟虑的民族性和成熟的乡土性。诗人不是一块随意抛出的石子。他应该具有两项神圣的义务：离去和归来。只去不回的诗人是世界主义者。一个这样的世界主义者几乎不是人类的一员，连行将熄灭的一缕余辉也没有。尤其在我们这些孤独的、埋没在地球皱纹里的国家，作为人民首要标志的真正见证人，无论什么人，从最谦虚的入到最骄傲的人，大家都有幸创造我们的祖国，都有幸或多或少地成为祖国的父亲。诗歌不会徒劳地吟唱——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节译）女士们、先生们：我没有从书本上学到任何作诗的诀窍：我也不会把什么奉告，方法或风格之类的东西印成书本，新的诗人们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一点一滴的所谓智慧结晶。如果我在这篇演说中叙述了某些往事，如果我在这个极不寻常的场合和地点回顾了某个难以忘怀的故事，那是因为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总是在某个地方得到必要的信念，得到那等候着我的方案，这并不是为使我的发言变得坚实，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在漫长的旅途中，我找到了炮制诗歌的必要的配方。那是大地和心灵对我的奉献。我认为诗歌是一时的、庄严的举动，孤独与声援，情感与行为，个人的苦衷，人类的私情，造化的暗示都在诗歌中同时展开。我同样坚信，一切——人和他的影子，人和他的态度、人和他的诗歌——都维持在一个日趋广阔的范畴里，维持在一种永远构成我们的现实和梦幻的活动中，因为这样便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我同样肯定地说，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渡过湍急的河流、围着牛的头盖骨跳舞以及在最高地带圣洁的水中沐浴时所得到的启示，究竟是为了日后与其他人交流而发自内心的灵感呢，还是其他人作为要求和召唤而向我传递的信息。我不知道那究竟是我的经历还是我的创作，不知道我当时所创作的诗句以及后来所吟咏的感受究竟是事实还是诗歌，是过渡还是永恒。朋友们，由此产生了一种诗人应当从其他人身上学到的启示：没有冲不破的孤独。条条道路汇合到同一点：我们的交流。只有打破孤独、坎坷、闭塞和寂寞，才能达到神奇的境界，我们才能在那里笨拙地舞蹈或伤心地歌唱；意识的最古老的传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是作为人的意识和相信共同命运的传统。的确，即使某些人或者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个宗派主义者，认为我不可能出席友谊和信义的共同筵宴，我也不愿为自己申辩，我认为指控或者申辩都不包括在诗人的义务之中。更何况任何诗人都不曾是诗歌的经营者，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专门指控同行，或者想以反驳合理的或者荒谬的责备来消磨一生，我坚信只有空虚才能将我们引入这样的歧途。我认为诗歌的敌人并不在那些创作或保卫诗歌的人们中间，而在于诗人自己缺乏和谐。因此，任何诗人的实质性的敌人都只在于诗人自己缺乏和谐。因此，任何诗人的实质性的敌人都只在于他自己的无能，在与最爱愚弄和最受剥削的同辈人相互理解方面的无能，这一点对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都是适用的。诗人并不是一个“小小的上帝”。不是，不是“小小的上帝”。诗人并非命中注定地要比从事其它工作或职业的人高明。我常说最好的诗人就是每天为我们提供面包的人：离我们最近的面包师，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上帝。他要完成既高尚又平凡的工作，作为公共义务，他每天都要和面、装炉、烘烤、送货。如果诗人也有这种朴实的意识，他同样会使自己变成一种美好工艺、一种简单或复杂建设的组成部分，这种建设是社会的建设，是人们生活条件的转变，是商品的供应：面包、真理、酒和梦。如果诗人投身于这场没有止境的斗争，其目的是使每个人都为他人尽义务，都将自己的精力和感情献给人类共同的日常工作，他就会分享全人类的汗水，面包，酒和梦。只有沿着这条普通人不可回避的道路，我们才能使诗歌重返广阔的天地，这正是人们在各个时代为它开辟的天地，也就是我们要在各个时代为它开辟的天地。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