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论诗(4)

将我引向相对真理的谬误以及一再将我引向谬误的真理，它们从未允许我——我对此也从未抱过奢望——指导所谓创作的过程，也就是文学的崎岖小径。不过，我倒是真的发现了一件事情：我们在创造自我愚弄的神话。在我们自己所制造或者要制造的泥塘中，会产生阻止我们将来发展的重重障碍。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就是说，对于我们周围的事物及其转化的过程，势必会产生直觉，然后在似乎为时已晚的时候便会懂得，我们造成了一种如此夸大的局限性，以致扼杀了生命，而不是使它发展和繁荣。我们不得不接受一种现实主义，事后它对我们来说，比建砖用设还要沉重，当然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建成作为自己全部义务的大厦。从相反的意义上说，如果我们创造了不可思议的(或者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理解的)偶像，如果创造了这种精雕细镂却又莫名其妙的偶像，我们立刻就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沼泽，那里充满令人颤傈的落叶、淤泥、迷雾，我们的双脚会越陷越深，一种令人窒息的闭塞会将我们吞没。至于我们这些人，作为幅员辽阔的美洲的作家们，我们坚持不懈地听从召唤，用有血有肉的人物来充实这巨大的空间。我们对自己作为开拓者的义务非常清醒—一同时，在—个人烟稀少的世界中，批评报导是我们的基本职责，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因为人烟稀少而缺乏酷刑、痛苦和不公正——而且我们也感到了搜集古老梦想的使命，这种梦想沉睡在石雕上，在古老的断碣残碑以便将来别人可以在上面安置新的标记。不管是真理还是谬误，我都要将诗人的这种职责扩展到最大限度，因而我决定了自己在社会当中和在人生面前的态度，同样应当是平凡而又自成体系的。目睹光荣的失败、孤独的胜利和暗淡的挫折，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置身于美洲斗争的舞台，我懂得自己对人类的职责就是投入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巨大努力之中，将自己的心血和灵魂、热情与希望全部投入进去，因为作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变革只有在这汹涌澎湃的激流中才能诞生。尽管我的立场会引起或者已经引起了令人痛心的或者出于好意的责备，然而事实是，在我们这些辽阔而又残酷的国家里，如果我们想驱除黑暗，如果我们想叫千百万不能阅读我们的作品而且根本就不会阅读的人，叫那些不会给我们写信而且根本就不会动笔的人在尊严的领地上自立——没有尊严便不可能成为完整的人——那么对于作家来说，除此之外，我还没找到别的道路。我们继承了数百年拖着镣铐的人民的不幸生活，这是最天真的人民，最纯洁的人民，曾经用岩石和金属造就了奇迹般的塔楼和光彩夺目的珠宝的人民：突然被至今尚存的可怕的殖民主义时代征服并使之失去了声音和人民。图166我们主要的救星就是斗争和希望。但是斗争和希望不会是孤立的。遥远的时代、麻木不仁、谬误、热情、我们今天的迫切需要、历史的迅猛发展都集中在人的身上。但是，比方说，如果我只是对伟大的美洲大陆过去的封建制度做出了某种贡献，那我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不是自豪地感到对祖国目前的变革尽了微薄的力量，又如何抬得起由于瑞典授予我的荣誉而容光焕发的额头呢?应该看一看美洲地图，应该正视那伟大的万千气象，正视我们周围环境的宏伟壮观，这样便会懂得为什么许多作家拒不接受昏的天神们强加给美洲人民的耻辱和被掠夺的过去。我选择了分担义务的困难道路，不愿对普照社会的中心人物顶礼膜拜，情愿虚心地将我的能力献给那支大军，它在征途中会犯各种错误，但却时刻不停地前进，既要对付不合时宜的顽症，又要对付急不可耐的狂徒。因为我认为，诗人的职责不仅向我表明了与玫瑰、和谐、狂热的爱恋和无限的乡情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向我表明了与人类艰巨任务的密切关系，我已经将这种任务与自己的诗歌融为一体。恰恰是在一百年前的今天，一位可怜而又卓越的诗人，一个最痛苦的失望者，写下了这样的预言：黎明的时候，怀着火热的耐心，我们将开进光辉的城镇。我相信韩波的预言，他有预见性。我来自一个偏僻的省份，由于地理条件，这个国家与世隔绝。我曾经是诗人中最孤单的人，我的诗歌是地区性的，痛苦的，阴雨连绵的。然而我对人类却一向充满信心。我从未失去希望。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带着我的诗歌，同时也带着我的旗帜来到此地。最后，我要告诉善良的人们，告诉劳动者和诗人们，韩波的那句诗表明了整个前途：只有怀着火热的耐心，我们才能攻克那光辉的城镇，它将给人类以尊严，正义和光明。这样，诗歌才不会是徒劳的吟唱。奥克塔维奥·帕斯谈聂鲁达VI评价诗人，而不是政治家VII了解一位诗人，没有比通过他的诗歌更好的方式了。帕斯和聂鲁达的第一次相遇就是这样的。他的一个堂妹在家里朗诵《二十首爱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谁写的？”帕斯问道。“一个智利人”。时间流逝。奥克塔维奥·帕斯图167已经在读预科。他对在杂志上读到的聂鲁达发生了兴趣，《当代人》杂志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它发表了聂鲁达的诗。聂鲁达的伟大作品《大地上的居所》终于问世了。“我和其他比我年长一点的诗人，对这位智利诗人谈论得很多。”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