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诵记(1)

一在小学我是靠说相声出名的，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诗《时间之歌》。只记得操场尘土飞扬，前有全校同学，后有老师督阵。我站在砖台上，扯起嗓子：时间啊——时间刷地过去了。文化革命好像集体朗诵，由**领读，排在后面的难免跟走了样，变成反动口号。再说按中央台的发音，听起来有问题：好像全国人民一句句纠正他老人家沙哑的湘潭口音。我在学校宣传队打杂。幕后比前台有意思，像隐喻。隐喻太狡猾了，看不见摸不着，但掌握最后的解释权。上山下乡时，我当上建筑工人。工地上干活，忍不住来一嗓子。晚上，我们几个同好爬到楼顶，对着星空和高音喇叭，唱的是**诗词，背的是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人应该这样走，路应该这样行!”老师傅认为我们有病：“这帮小子，八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七○年春，我和一凡、康成去颐和园后湖划船。康成站在船头背诗：“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我情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这是郭路生的诗。我被其中的迷惘打动了。九年后，我见到郭路生。都说他疯了，一点儿看不出来。大概惟一的根据是，他往返于家与精神病院之间。朋友在一起，他会突然冒出一句：“我能不能给大家念首诗？”没人反对，他起身，拉拉褪色的制服，“请提意见。”他用舌头把活动假牙安顿到位，清清嗓子。念完一首，他谦逊地笑笑，“能不能再念一首？”声音虽抑扬顿挫，但相当克制，和我们当年的革命读法不同。所谓革命读法，就是把杀鸡宰羊的声音与触电的感觉混在一起。那时代的标准发音，赶上这会儿，准以为神经有毛病。看来郭路生挺正常，是我们和时代疯了。七九年四月八日，《今天》编辑部举办朗诵会，在玉渊潭公园。我们事先向公安局申请，没答复，就算是默许了。我和芒克、老鄂去勘测地形。林中空地有个土坡，正是舞台。黄锐把床单画成抽象幕布，绷在两树之间。老鄂忙着接蓄电池、放大器和喇叭，像土法爆破。也确实是爆破，炸开个缺口：四九年来这样的朗诵会还是头一回。那天大风。听众比预计的少，有四五百人。若从空中看，有三圈不同的颜色：以听众为中心，灰蓝土绿；然后外国人，花里胡哨；最外圈是警察，刷白。陈凯歌参加朗诵，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那天他念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和我的《回答》，用革命读法。而雕塑家王克平正好相反，他念芒克的《十月的献诗》，平平淡淡，好像自言自语。八四年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们冲来涌去。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从后门溜了。”当时有个小伙子缠着我。他大连人，辞掉工作流浪，目光中有着道路纠葛在一起的狂乱。他跟了我好几天，倾诉内心痛苦。我说我理解，但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歇会儿？他二话没说，拔出小刀，戳得手心溅血，转身就走。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八五年夏天，我头一回出国。规模最大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像某个异教的小小分支，不过绝无我在成都所见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带刀枪，挟诗人以自重。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分守己，必要时鼓鼓掌，绝不会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对诗人，则像测谎一样，先要试音，别想吓着观众。也别想占领舞台，朗诵时间受到严格限制。我估摸必要时干脆关上喇叭，让所有歇斯底里倾向的诗人变成哑巴。总之，其运作有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确性。诗人多跟社会过不去，又无生存能力，免不了待业受穷有神经病嫌疑，被划入另类。不管怎么着，朗诵给诗人提供了证明自己不聋不哑、免费旅行和被世界认知的机会。其实这类活动也随民族性格而异。巴塞罗那诗歌节就开得不拘小节，热热闹闹，像个狂欢节，似乎主要是为了颂扬时光美酒爱情。对西班牙人来说，享受生活第一。晚上十一点活动结束，正赶上当地人的晚饭时间。诗人们来了精神，挺胸叠肚，浩浩荡荡开到港口。侍者如云，杯光碟影，有吉普赛人跳舞唱歌。几杯酒下肚，在现实世界做诗人的晦气一扫而光。二朗诵有时也得冒点儿风险。九三年春天，我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的文学之旅，来到贝尔法斯特。那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城市。北爱尔兰共和军(IRA)在爆炸前十分钟通知当局，以免误伤自己人。我们下榻的欧洲旅馆，进门一律搜查，客人也不例外。(一年后，我从电视看到它被炸成废墟)。女主人带我们步行去饭馆。路上，她看看表说，再过几分钟，有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我刚要卧倒，见女主人谈笑风生，只好紧紧鞋带跟上。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