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记(1)

一夜深了，我关上灯，在噼啪作响的壁炉旁坐下，打开瓶红葡萄酒，品酒听风声看熊熊烈火。这是我一天最放松的时候。酒文化因种族而异，一个中国隐士和一个法国贵族对酒的看法会完全不同。当酒溶入血液，阳光土壤果实统统转换成文化密码。比如，汉语中描述白酒的词，如“醇厚”、“绵”，根本甭想找到对应的英文。反之亦然。我跟两个美国酒鬼到加州的葡萄酒产酒区那帕品酒，他们透过阳光虔诚举杯，抿一口，摇唇鼓舌，吐掉，跟着吐出一大堆英文术语。我估摸这多半来自法文，在转换过程中被清教徒粗野的饮食习惯简化了。可译可不译，恐怕跟理性非理性有关。一般来说非理性的部分不可译，比如酒，比如幽默。有人把古文明分成两大类型：“酒神型”和“日神型”。汉文化本来算“酒神型”的。夏商就是醉生梦死的朝代——“酒池肉林”。君王喝，老百姓也跟着喝，喝死算。据说那时候灯油昂贵，黑灯瞎火，不喝酒干吗去？后来必然败给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国家——周。周公提出“制礼作乐”。一戒酒，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跟着变了。我酒量不大，但贪杯，说起来这和早年的饥饿有关。三年困难时期，我常去我家附近的酒铺买凉菜。食品短缺，酒铺改了规矩：卖一盘凉菜必须得搭杯啤酒。那年我十岁。至今还记得那个位于北京平安里丁字路口的小酒铺，门窗涂成浅蓝色，脏兮兮的，店里只有两张小桌几把方凳，玻璃柜又高又大，摆着几盘凉菜。我把一卷柔皱的纸币递上去，接过凉菜，倒进铝饭盒，再小心翼翼端着酒杯，站在门口看过往车辆。啤酒凉飕飕的，有一股霉味。回家路上我两腿发软，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当时并没体会到酒的好处，以为那是免于饥饿的必要代价。头一次喝醉是在文化革命初。我和同学们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爬山，在山坳背风处露宿。那是四月夜，冷，“罗衾不耐五更寒”。睡不着，大家围坐在月亮下，瑟瑟发抖。有人拿出两瓶劣等葡萄酒，转圈传递。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终生难忘。山野间，暮色激荡，星星迸裂，我飘飘欲仙，豪情万丈。我猜想，所谓革命者的激情正基于这种沉醉，欲摆脱尘世的猥琐生命的局限，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献身。如果说沉醉是上天堂的话，烂醉就是下地狱。我烂醉的次数不多，原因是还没等到烂醉，我先睡着了。这恐怕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有自知之明，喝酒前，先勘测地形，只要有床或沙发我就放心了。八六年春我和邵飞去内蒙，朋友带我们到草原上做客。那里民风纯朴，惟一的待客方式就是饮酒唱歌。轮流唱歌喝酒，唱了喝，喝了唱，直到躺下为止。蒙古包比较方便，往后一仰，就睡进大地的怀抱。醒了也赖在那儿装死，免得又被灌倒。蒙古人实在，不会像美国警察测试酒精度，倒了就算了。我发现他们唱歌方式特别，酒精随高频率振荡的声带挥发而去，不易醉。如法炮制，我们大唱革命歌曲，驴叫似的，竟把陪酒的生产队长给灌倒了。这在当地可算得奇耻大辱。第二天中午我们刚要出发，队长带来七八个壮小伙子，估摸是全队选拔来的。他们扛着好几箱白酒啤酒，连推带搡，把我们涌进一家小饭馆。我的几个朋友虽是汉人，但土生土长，这阵式见多了。杯盘狼藉方显英雄本色，双方磕平。队长只好作罢，挥挥手，带众人磕磕绊绊为我们送行。而我早就钻进吉普车，呈水平方向。二车过东胜市。市长没闹清我何许人，设宴招待。那小镇地处边疆，竟有燕窝鲍鱼之美味，吃了好几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谁知道按当地风俗，市长大人先斟满三杯白酒，用托盘托到我跟前，逼我一饮而尽。我审时度势，自知“量小非君子”，人家“无毒不丈夫”，这酒非喝不可，否则人家不管饭。作陪的朋友和当地干部眼巴巴盯着我。我心一横，扫了一眼旁边的沙发，连干了三杯，顿时天旋地转，连筷子都没动就一头栽进沙发。醒来，好歹赶上喝了口汤。中国人讲“敬酒不吃吃罚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种礼数，一种仪式，点到为止。“罚酒”是照死了灌，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敬酒”在京剧中还能看得到：“酒宴摆下”——其实什么都没有。如今只剩下“罚酒”了，这古老的惩戒刑罚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头百姓，无一例外。说来那是门斗争艺术，真假虚实，攻防兼备，乐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弘扬了中国文化。我女儿刚学说话时，就从她姥爷那儿学会了行酒令：“螃蟹一，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多么朴素的真理，这真理显然是被酒鬼们重新发现的。八三年春，我参加遵义笔会，跟着众人去“董酒”厂参观。午餐很丰盛，每桌都有个姑娘陪酒。作家们起了歹心，纷纷跟那陪酒女干杯。起初她们半推半就，继而转守为攻，挨着个儿干，先一杯对一杯，后三杯对一杯，最后那些想占便宜的男人纷纷求饶，出尽洋相。一打听，这都是酒厂专门挑出来的女工，特殊材料造就的，喝酒如喝水，从不会醉。酒厂设此圈套整治一下色迷迷的男人，也好。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告诉你没有过不了的关；它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头几年住在北欧，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我打发那漫漫长夜。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