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记(2)
在欧洲各有各的喝法。
南欧人以葡萄酒为主,从不暴饮,纯粹是为了享受生活,让阳光更明亮爱情更美好。
北欧人酷爱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点儿从孤独中解脱出来。
俄国人就更甭说了,冰天雪地中的绝望非得靠伏特加,被一棍子打闷才行。
我当时找的就是这感觉:被一棍子打闷。
我九○年在挪威呆了三个月,从秋到冬,好像胶卷曝光过度,一下全黑了。
好在挪威水利发电过剩,鼓励用电,白天黑夜全点着灯。
我住学生城,和五个金发碧眼的挪威小伙子共用一个厨房。
我刚放进冰箱的六瓶啤酒,转眼少了四瓶半。
挪威的酒类由国家管制。
啤酒分三级,一级几乎不含酒精,二级的酒精也少得可怜,只有这两级啤酒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三级啤酒和其他酒类全部由国家控制的酒店专卖。
啤酒贵不说,一到晚上七点,哐当当,所有超级市场都用大铁笼子把啤酒罩起来,再上锁,就连经理也别想顺出一瓶。
每逢周末,酒鬼们趁早买好酒,先在家把自己灌个半醉,再上街进酒吧,否则要想喝醉,非得破产不可。
在挪威造私酒的特别多,在酒精**下,那些游击战士倒也没什么远大抱负——“但愿长醉不愿醒。
我看过一部有关动物世界的电影。
一群猩猩吃了从树上掉下来的烂果子,步履蹒跚,东倒西晃,最后全都躺倒在地,呼呼大睡。
要说这就是我们文明的起源,基于一种因发酵而引起的化学反应,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观察和梦想的方式。
三我的老朋友力川住巴黎。
所谓“老”
,其实倒不在于相识的年头,更重要的是共饮的次数,每回来巴黎,都少不了到力川家喝酒。
力川东北汉子,本是喝白干的,结果学法国文学学坏了,爱上了昂贵的红酒。
他对酒具的重视显然是受法国文化中形式主义的影响。
酒杯不仅认真洗过,还要用餐巾纸逐一擦干,不留一丁点儿水痕。
红葡萄酒要提前半个小时开瓶,让它透气。
他太太是杭州人,做得一手好菜。
好友三五,对酒当歌,此乃人生之乐事也。
喝法国红酒也有一种仪式:斟上,看颜色,晃动杯子,让酒旋转呼吸,闻闻,抿一口,任其在牙缝中奔突,最后落肚。
好酒?好酒。
酒过三巡,牛饮神聊,海阔天空。
我今天喝得猛,先飘飘然,转而头重脖子硬,眼前雾蒙蒙,再细看力川变成两个,想必是喝多了。
力川的声音忽远忽近:“古人说,酒不醉人人自醉……”
我连连点头。
人总是需要这么一种状态,从现实从人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
酒醉只忽悠一阵。
坐直了,别趴下,跟着众人傻笑。
不久力川又变成一个。
我从北欧不断往南搬,像只候鸟,先荷兰、法国,然后越过大西洋奔美国,从中西部又搬到阳光明媚的加州,我逐渐摆脱了烈酒,爱上红酒。
细想,这绝对和阳光有关。
有阳光的地方,人变得温和,和红酒的性格一致。
我喝红酒的启蒙老师是克莱顿(Clayton),美国诗人、东密西根大学英语系创作课的教授。
他喜欢烹饪,最拿手的是法国和意大利菜。
我住在安纳堡(AnnArbor)时是他家的座上客。
佳肴当然得佐以美酒。
他边喝边告诉我一些产地年份之类的基本知识,至于品味则不可言传,非得靠自学。
喝得天昏地暗时,我会产生错觉,他家那长长的餐桌是流水线,克莱顿一瓶一瓶开下去,空瓶子在桌的尽头消失。
墙上的那些墨西哥面具全都活了,狞厉而贪婪地盯着我们……他家地下室虽有酒窖,但喝得太快,数目总也上不去,有时只剩下百十来瓶。
于是他开车到处去买酒,把我也叫上。
我们常去的是另一个小城的酒店“皇家橡木”
(RoyalOak),得开一个多钟头。
老板摩洛哥人,小个儿,眼睛贼亮。
我们一般中午到,他备上小吃,再开上几瓶红酒,连吃带喝。
他进的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法国酒。
买酒的确是一种发现,有的价格不贵,但很棒。
克莱顿兴致所至,不顾他太太卡柔的反对,一口气买下四五箱。
我也跟着凑热闹买一箱,本打算存放在克莱顿的酒窖里,想想不大放心,还是扛回自己的小窝。
九六年五月我到台北开会。
有天晚上,《杀夫》的作者李昂领我到一家酒店。
店面不大,顾客多是律师医生名画家,三五成群,围坐在空木箱上,开怀畅饮。
空酒瓶排成队,一看都是极昂贵的法国名酒。
在台湾喝红酒成了新时尚,好歹比餐桌上灌XO强多了。
饮酒居然也和强势文化有关,明码标价,趋之若鹜。
其实法国红酒根本配不上中国菜,特别是川湘菜,味重,舌头一木,好酒坏酒没区别。
我忽悠一下打了个盹儿,赶紧正襟危坐,装没事人儿一样。
时间不早了,由力川夫妇督阵,让一个半醉的朋友开车送我回家。
巴黎街头冷清清的,偶尔有酒徒叫喊。
我到家,磕磕绊绊上楼,掏出钥匙,却怎么也插不进锁里。
我单眼吊线,双手合作,折腾了半天,才发现拿反了钥匙。
卡嗒一声,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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