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3)

在20世纪90年代，《金融时报》因为对全球化的关注而获得了巨大成功。你认为下一个……你是说下一个刺激（stimulation）吧？对。因为我们已经在欧洲和英国本土市场占据了主导位置，目前31万份的发行量在欧洲地区还无人可以动摇，这就是我们在整个欧洲市场上的情况。我们在美国建立了很强大的分支机构，现状令我们很满意。而且过去3年来的进步很大，现在（美国版）日发行量是14万份。在亚洲，这个数字还很小，但是我们已经在许多地方增加了印点。我们一直在努力，比如增加副刊、为亚洲各国—比如中国—的读者量身定做符合他们口味的内容。我们还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使内容更加适合更多的读者，如以更多相关地区的事件作为头版，推出更多的特别报道增刊，以作为一个全新的亚洲新闻平台。2002年5月我去了一次日本，我发现报纸中的很多内容不适应日本市场。很多地方需要修改，有些新闻应该放在更醒目的位置，有的应该放在更里面，还有的根本就不适合发表出来。给我们谈谈你的全球理想吧。你是说这张报纸？你本人的。我自己可没有什么全球理想，（笑）我只对我们的报纸抱有全球野心。诸如发行量达到100万份之类的？时间是一个问题。我们以前的确说过要把发行量提升到100万份这样的话，但是在目前经济增长放缓的环境下，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在这种时候，将资金投放在发行上，成本太高了。直销、广告、宣传等等，都需要更强劲的经济势头，我们还需要一步一步地来。目前，我们对于亚洲市场还处于摸索期……我们的一个参照对象是同属皮尔森集团的《经济学人》。不过《经济学人》和我们有很大不同，他们在发行上要容易得多。他们是周刊，而我们是日报，在配送方面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现在《经济学人》的发行量是……70万？70万。对，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这个数，我们两家的读者群差不多是重叠的。在全球化的前进步伐放缓的背景下，你希望《金融时报》能扮演起什么样的角色？全球化在放缓？你为什么这么讲？没有证据表明啊。说到全球化，你看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在上升。对，中国这边是在上升，但美国那边却出现了下降，而且全球经济活力似乎也在减弱。但奇怪的现象是，全球化仍然保持其活力，许多公司在将生产制造外包给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我想，是低廉的全球通讯和全球购买力减弱这二者结合，使得全球化的力量受到了影响。但是全球化仍然充满了活力。当然，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全球化的确面临着很多威胁，包括基地组织的恐怖行动，但是这些威胁一个都还没有造成危害。在你看来，今天《金融时报》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什么？或者说，它需要痛苦地克服掉什么弱点？呈现，呈现，呈现。图表、设计、照片，这些东西从来都没有人加以足够重视。但是我逐渐明白了它们的重要性。因为即使你何时何事都能写出天下最绝妙的文章，如果呈现做得不好，人们就不会看你的东西。所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也许在2004年这张报纸会发生改观，但是你不能失去读者的认同感，不能把报纸改得面目全非，同时又必须有新意，这并非易事。过去5年里，全球发生了许许多多令新闻业兴奋的大事件，如dot-com泡沫破灭、安然丑闻、“9·11”等等。那么，在你看来，对新闻业来说下一个最值得报道的大事是什么？战争，以及战争之后留下来的长时间的后遗症。我希望战争可以得到避免。你在外事方面也有颇为丰富的采访经历，包括阿拉法特、普京等政治人物。能谈谈你对自己采访过的这些政治家的看法吗？谁给你的印象最为深刻？我想想，嗯，我得尽量从记忆里搜一搜……在政治领袖中，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有充满胆魄的以扎克·拉宾。很多商界领袖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最近采访的诺基亚的约玛尔·奥利拉。还有好多人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但是却让人尊重。你不觉得吗？人道主义组织都很友善，包括那些反资本主义团体，只是工作逼使他们装出一副强硬的样子。那么你的个人经历会怎样影响这张报纸呢？你会往《金融时报》里加入更多的国际政治报道吗？很有可能。首先，我从事新闻业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对国际事务报道的兴趣。所以我当时加入了路透社，没有什么职业会比路透社的记者更国际化了。他们对你做完培训后，会先让你在伦敦呆8个月，然后就把你送到世界各地去。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去认识很多人。你年轻的时候，哪些作家或新闻工作者对你的影响最大？在小说方面是狄更斯，在戏剧方面是哈罗德·品特，在德国文学方面则是君特·格拉斯。还有斯威夫特，作为一名新闻人，我从斯威夫特那里学到了他怀疑一切的眼光。2002年11月，英国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