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2)

那在“9·11”发生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9·11”发生时，前任总编仍在任，我是2001年10月份才正式接任的。（“9·11”那天）我和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了一整天的会，讨论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我们一起看电视，所有的正常工作都停了下来。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这间办公室—开了一整天的会，讨论到底花多少个版面来做相关报道。最后我们决定在报纸里辟出12个版，全部是关于这个事件的分析文章。之所以这么做，我想是因为《金融时报》向来与英国报界相异。所以，很有意思的对比是，在9月12日出版的报纸中，大部分英国报纸都用了整页整页的篇幅刊登照片，利用其震撼的视觉效果来加强自己的报道，连续以漂亮的版面和情感上的冲击力去争取读者，但是这种东西看多了就会让人厌倦。我们的态度是：色彩多一点并不坏，但是它没有更多的意义。此事对中东有什么影响？其幕后操纵者是什么组织？它对商业意味着什么？对股市意味着什么？是会彻底崩盘还是会紧急闭市？它对经济意味着什么？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已经伤害到了别人？我想这就是我们最与众不同之处。那之后又有很多非常令人震惊的大事连续不断地发生。2001年10月16日，炸弹在阿富汗境内炸响。3个星期之后，安然丑闻爆发。这一刻，我一秒钟也没有担心过不能做好一份报纸。在这个充满了混乱和不确定性的时期，哪一种独特的声音最能准确地代表《金融时报》的立场？比如《华尔街日报》的形象就是一个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几周前，在庆祝《金融时报》美国版创刊5周年时我写了一篇短文，向美国读者介绍了我们的政治立场。文中，我们用了这样的表述：“我们是一个智慧集中之地（smartcenter）。”如果要我拿我们和《华尔街日报》作比较的话，我得说，《华尔街日报》是一家极右、极端保守的报纸，而我们则涵盖了从左到右的所有政治观点，真正体现了多元化。我们的社论在表达保守思想的同时，在同一版面上的专栏里很可能就持完全相反的态度。我们承载了大量不同的观点，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读者都是思想成熟的人，他们能够对这些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当然，谈到自由市场，《金融时报》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场的积极支持者。但是，我们对欧洲联盟是持批评观点的，尤其是在欧盟的防卫、外交、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自由贸易等方面。我们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市场在失效的时候，政府—福利国家的政府—就应该承担起一部分责任。以中国为例，它的经济发展速度的确非常惊人、令人欣喜。同时，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它在金融系统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也相当容人乐观。能不能这么说，《金融时报》非常好地建立起了一个“smartcenter”，为全球性话题带来了更多的见解？是的。那调查性报道—或称“扒粪”报道（muckraking）—对《金融时报》来说重要吗？你怎么看待这类报道？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有很多的新闻是经过调查做出来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关于公司核心领域的新闻更是如此。同时，我们也关注政治是怎样影响经济的。我们刊载过很多深度报道文章，文章的写作方法有很多种，比如其中一些作者本身就是非常了解某行业、某公司的行家，因为他们已经对此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还有一些报道就需要我们做出比较大胆的判断，比如说一个公司出了问题，为了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就要寻找与这家公司的前途有相关利益的人交谈，就像调查员或是侦探那样。我更愿意称这种报道为“揭黑”（shininglightintothecorner），而不是“扒粪”。比如今天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BEA公司昨晚发出了盈利预警后，今早它的股价就跌了20%。我立即说我们要派最好的记者来写这篇报道，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他们弄砸了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国防采购合同。要了解事情真相，就得向每个人了解情况。等我们的记者问完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跑遍了半个伦敦金融区。明天的头版就会有这个新闻。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可以叫做扒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在揭露真相。2002年早些时候，我建立了一个新闻调查小组，其成员都是我们经验最丰富的记者，由首席记者负责。另外，我们还有长期关注的项目。从一定意义上讲，所有的新闻都应该是调查出来的，我们应该挖掘出比新闻通稿更深入甚至是与之截然相反的东西。其实，对于重要事件需要的是可以做长期观察的人，他们才能写出我要的东西。记者常常需要花上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围绕一个事件进行调查才能出成果。新闻调查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它正在变得愈加重要。有人认为兰伯特先生几乎是半个哲学家，所以他让这张报纸拥有了学术腔和更多的讨论……那些只是简单地看到他身上的哲学家气质的人其实犯了错，他的确有一些学术气，但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喜欢追新闻的人。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推行的改革不同于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强调团队而非记者个人的理念正是理查德的想法。他推行了评分制度，并革新了报纸的编辑风格。是他重新焕发了《金融时报》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