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的立场(1)

这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比尔·艾默特悠闲地坐在伦敦圣詹姆斯大街25号那座被一些人称作“丑陋不堪”的“经济学人大厦”的总编辑室内。他刚刚度过一周中最后的紧张时刻。他必须在这一天的清晨6点醒来，8点之前赶到办公室，他将与他的主要编辑人员重新阅读并修改标题，完善补充性数据，为图片增加说明……在周五清晨时，新一期的《经济学人》将出现在英国主要的报刊亭里。几个小时后，欧洲、美洲、亚洲的读者也将阅读到《经济学人》那著名的腔调：在上一周，我们的世界陷入了混乱，我们建议采用如下步骤来解决这种混乱……比尔·艾默特分毫不差地符合了我对于《经济学人》总编辑的预期。很多人和我一样是在2001年初，即他与意大利总理竞选人贝鲁斯科尼的相互谩骂中注意到他的。为了报复《经济学人》将自己评价为“不适合管理意大利”的人，贝鲁斯科尼发动了他控制下的所有右翼报章电视，将艾默特形容成“有着列宁一样面孔”的人，是丑陋的极权主义者。而艾默特则在《卫报》上回应到，他期待着意大利的新总理前往英国来打官司。回忆起两年前的这桩沸沸扬扬的“国际事件”，艾默特仍恰到好处地反击道，未来欧洲政治的主要危险来自于贝鲁斯科尼这样的右翼领袖，他们同时掌握了公众舆论与政治权力。不，你千万不要误解艾默特先生是个刻薄的家伙，恰恰相反，他看起来就像个大学教授一样谦和并有点笨拙。他的穿着也绝非扑面而来的精英式的考究。他随意将手插在口袋里，翘着腿与我们谈话。他也没有那种傲慢的牛津口音（他在那里至少读了6年书），尽管他领导的杂志曾被攻击为“充满着不容质疑的先知气息”，“有着讨厌的牛津腔调”。而直到这个极度推崇个人主义的年代，《经济学人》还顽固地坚持着集体匿名制（除了调查），而总编辑具有不可质疑的最终决定权。因为他们相信“说些什么比谁说的”更重要。同时，从外观的任何细节来看，它都是一种叫做“杂志”的出版物。但它顽固地坚持，就和160年前一样，《经济学人》仍是一份报纸。直到2001年7月，它还在一直声称使用全彩色的印刷“将分散读者对于文字与思想的注意力”。比尔·艾默特是这份创刊于1843年的报纸的第15任主编。他说：“其实，我们一点也不傲慢。”比尔·艾默特说在过去20年中，《经济学人》最大的变化是更多元化、国际化。他喜欢举例说，他们雇用了更多的非白人、女性，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牛津、剑桥的毕业生。他也喜欢强调，在《经济学人》内没有等级制度，它是一个极度平面化的组织，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发言权。但在世界范围的精英读者中，《经济学人》享受着几近无可匹敌的荣誉（当然也常常遭受病诟）。它或许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出版物，因为它似乎从来没有学会记者式的报道方式，它不记录“他们如何说”，而是直接明了地表明“我们这样认为，因为……”。它的编辑是新闻界的异类。执行编辑安东尼·格列布刚刚出版了《西方哲学史》，这是罗素以来第一部类似作品。而当比尔·艾默特在1993年获得总编辑这一职位时，他的前任RupertPennant-Rea则离职就任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就像艾默特9年前所说的，“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现象，一名记者获取了这一委任”。艾默特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高级编辑们是否必须是“文艺复兴式人物”的设问，他说自己比较懂政治学与经济学。成为总编辑后，他又开始了解金融学以及不断进展的生物技术和环境问题。就像艾默特在过去的9年中不断强调的，《经济学人》绝非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只是单纯的商业与经济报道媒体。事实上，它致力于将商业、经济、政治、国际事务、文化、技术等所有的一切结合在一起。因为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它们彼此都充满关系与联结。而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专业领域，也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那样难以理解。艾默特珍视《经济学人》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编辑沃尔特·白芝浩的遗产：“所有的主题，都可以用清晰简洁的英语表述出来。”白芝浩或许是《经济学人》的编辑们永远试图接近但无法超越的楷模。作为创始人詹姆斯·威尔逊的女婿，他在1861年成为了这份为倡导自由贸易而创立的小报纸的总编辑。他身份的多元性深刻地影响了这份报纸的形态。这个35岁的老青年是银行家、编辑、随笔作家、记者和失败的政治家。他写作的题材涉及经济学、教育、历史、法律、文学、政治、宗教与社会心理学。他毫无疑问地跻身于19世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马修·阿诺德这样最伟大的英国知识分子的行列。他称这种庞杂而多元化的写作是在“与自己的头脑游戏”。“我们不是一份意见报纸”，艾默特否认了我的判断。他说《经济学人》追求“分析性与辩论性”。他尊重美国新闻业对于信息与一手资料的重视，但他不希望他的记者们不断用“谁谁说”来打断他们自己对于事物的探讨与看法。因为只有这种意见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与事实基础之上的。他们像支持自由贸易一样支持自由思考。艾默特像19世纪的威尔逊、白芝浩一样，仍是启蒙运动的信仰者。他相信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寻找到更好的方案以解决眼前的困扰。“尽管进步并非不可避免，但它的确有可能不断前行”，所以艾默特反对极端环境主义者的悲观论调，更反对这种封闭性的思维方式。尽管未来并不确定，《经济学人》却试图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分析来探索可能的方向—“我们不是报道什么，而是告诉人们怎么去做”。这是比尔·艾默特从少年时代就梦寐以求的工作，他渴望分析、研究、探索，他只想在学者与记者这两种职业间作出选择。在1998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充满自嘲地回忆起1980年进入《经济学人》的经历。22岁的年轻人申请了所有可能的记者职位，但几乎全部被驳回。“《经济学人》是对我态度最好的一家，（在经过一轮的写作测验与面试后）他们会说：‘真的很抱歉，我们现在没有空缺的职位。先去做些别的事吧。’”44岁的艾默特如今回忆说。但在牛津大学作过18个月的博士后研究，并准备前往巴黎完成论文时，他突然接到《经济学人》的电话，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价格低廉的实习记者前往布鲁塞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