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1)

大约5年前，你说布莱尔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位政治家，他也是你主张的“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现在你怎样看待布莱尔？我想你们有点夸张了，我没有说过布莱尔是全世界最杰出的政治家。我说的大概是，他是一个不错的政治人物，现在我仍然认为是这样。在他上台以前，工党在英国历史上已经连续18年没有执政了。他现在已经连任了两届，极有可能会连任第三届。他获得了很好的改造英国社会的机会。布莱尔是一个非常好的首相，尤其是在西欧的政治领导人纷纷陷入各种难题时。那你怎么看布莱尔在“9·11”之后的反应？那次惨剧发生后，布莱尔成为了美国的积极支持者，并称英国应该更主动地干涉国际事务。我更倾向于认为，布莱尔对“9·11事件”进行了深思，而不像其他政治领导人那样仅仅是表了一下态。显然，“9·11”是冷战的延续，阿富汗则是“基地”组织的中心。历史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势力向全球拓展的恐怖主义组织甚至能给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破坏。所以，布莱尔将此事件视为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因此，在阿富汗的问题上，布莱尔与美国结盟，我认为总的来说这是正确的。从长远来看，你认为“9·11”惨剧将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正如我刚才所言，这是历史出现的新变化，是全球化的一个反映。因为通讯方式的进步，全世界正变成一个更加一体化的网络，从而也为不同于以往的、以新形式出现的恐怖主义提供了活动的可能。双子塔遭袭，就是自17世纪以来工业化国家第一次受到非工业化组织—即所称的“非国家行动者”—的袭击。我们对于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商业活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非国家行动者包括的不仅仅是暴力组织，还有一些深藏恶意的非政府组织（NGO）。所以我说，世界力量系统正在发生转变。但是这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你也能看到，我们正在告别领土战争。从欧洲、拉美，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大部分国家都没有了征服别国领土的野心。但是领土争端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日渐式微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希望不再看到20世纪所常见的领土战争，只有地方性的冲突。暴力网络最有可能和这种地方性冲突发生关系，比如车臣问题与“基地”组织的关系。但是这种冲突在规模上仍然很小，不能与传统的领土战争同日而语。所以不要夸大这种冲突的负面效应，它不过是社会变化的一个方面。在20世纪年代初，全球化还不像今天这样广受关注。但在过去10年间，全球化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词汇。你认为，对于全球化最主要的误解是什么？不仅仅是反全球化主义者在误解全球化，就连IMF、WTO内部的人也在误解全球化。后者认为全球化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将其等同于全球市场的增长或金融机构日益递增的影响。我认为全球化是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其驱动力来自于先前我所说的那些事物。也许最为重要的因素是通讯的发展，而非1989年的苏联解体，亦非全球市场的兴起，而是通讯革命，更准确地说是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通讯革命和电脑革命的联姻。所以我说，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我们开始走向一个更全球化、更加互相依存的时代的起点。通讯媒介的易用化，成为了其他许多变化的基础。因此，你需要探讨更为复杂的全球化，而非仅仅局限于全球市场。全球市场的确也很重要，但是认为将社会向市场开放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想法显然是有误导性的，一切都指望某种经济原教旨主义是错误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没有将经济的所有方面都进行市场化。在19世纪人类进行工业化革命时，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创造了现代的社会学观念。而今，我们正在进行另一次变革，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认为，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社会科学正在从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中复苏。你大概知道，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哲学理论，它认为历史是无法探究的。这种主张是错的。我们当然不能回到韦伯和马克思的时代，但我们理所当然应了解当下的历史趋势。对历史趋势的掌握将有助于我们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所以，无论是知识分子、政治学家还是经济学者，都得参与到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去。这是现在进行着的、关于社会和政治最重要的一场讨论，它关心的是未来将会如何，我们的社会将会如何，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以及政治将因此而如何改变。马克斯·韦伯所面对的许多问题，比如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冲击，以及社会的官僚化，到了今天都必被全球化的问题所替代。我们需要讨论的还有全球化带来的相关效应。因为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也没有单一的起始点。所以我们讨论技术趋势，讨论通讯，讨论全球市场，讨论1989年苏联解体、两极世界的消亡对全球社会带来的影响。就我看来，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因为这些全球化力量影响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不仅仅是那个虚无缥缈的全球社会。比如说你们，留着长发，用英语和我进行交流，因此还会出现关于你们的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许即使是十年前的中国也是没有这个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