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2)

所以，全球化进程重新建构了个人的身份、生活方式、个人理想。传统文化逐渐消退，家庭生活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性行为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些都是社会学问题，是人们生活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时所遭受的冲击。全球化强调的不是依赖（dependent），它最简单的定义是“互相依存”（interdependence）。我们的互相依存度变得前所未有地高。你最近在BBC做的一次演讲中谈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我们自己人为制造风险的社会，你能具体解释一下吗？社会越将自己与过去剥离，科学技术越创造出一个远离自然的世界，我们就越是被迫去思考风险。因为我们面对的未来与过去是如此不相干，以至于我们无法对风险进行预测。我们身处的困境有很多，比如关于全球变暖的讨论，你不得不相信它，因为它发生的几率很高。但是你并不知道它会不会发生，等你知道的时候就太迟了。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新问题，都是我们一手制造的。你的主张是，我们应该更主动地参与这个世界，我们能够重新设计这个世界，因为风险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把握世界的某一个方面，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未知的方面。社会学理论也同样如此。以市场为例，市场理论能够通行，是因为不确定性带来的动力。你无法剔除不确定性，因为这太复杂了。在今天的市场中，每个人都在揣摩别人在做什么，而其他人也在猜测这些人在做什么。不光市场主义是这样，环境主义也有类似问题。我们的问题头绪太多，混乱不堪。就拿政府决策来说吧，当人们的健康遭受到某种威胁时，比如说前段时间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流行的禽流感，就会让政府当局陷入困境：该不该告诉人们某种危险正在逼近？如果政府说出来但却错了，人们会说：你为什么无端地要吓我们呢？但如果政府不说出来，人们又会说：你怎么回事？你知道这事却不告诉我们？这个两难处境很难解决，因为你无法事先知道风险究竟有多大。新的技术、新的食品制造方法、新的科学创新，许许多多都是你无法预知的。那我们是不是该更主动地去设计我们的未来社会？过去150年的历史表明，这种主动设计往往造成巨大的危害？这就要求你要承认自己有可能会犯错，因为你实在无法预知。比如说口蹄疫，没人了解这种疾病，没人知道该怎么做，人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一旦最初的办法不适用，疾病就会极大地蔓延开来。类似的风险今天还有许许多多。我们无法预先对其加以控制，我们一开始也无法得知风险究竟会有多大。如果你将太多的风险通告人们，人们反而会毫不在意。所以，这是一个困境，尚未找到解决之道。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创立时，发起人是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知识分子，如罗素和凯恩斯都活跃在这里，那一代知识分子极大地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你怎么看如今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是否今天的知识分子阶层正在衰落？是的，知识分子的位置正在发生改变，大学系统的地位也在发生改变。因为随着我们所谈到的通讯革命的来临，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已经极大丰富的社会，大学已经失去了以往所有知识生产中心的垄断地位。其影响之一就是，像你们这样的人—媒体—的兴起。因为媒体正在固定地生产和传递大量的知识。今天的知识分子如果想要获得公众的认知，就必须参与媒体。而这，你也知道，会损害知识分子的表达。这就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我是不是该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而非与公众的交流？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角色仍然很重要。因为我们去理解这个难以把握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与过去相比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些变化。因此，知识分子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你是全球学术界的超级明星，你也影响了工党政府，你怎么看自己在学术界的位置？不，我感兴趣的不只是工党，而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在大变革环境下全世界社会和政治的重新建构。就拿关于“第三条道路”的争论来说吧。这场争论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先前所谈到的这些变革，以及怎样才能建构一个在全球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社会。这也许是这个世界中所有社会都在面临的问题。所以“第三条道路”的争论可以出现在英国，也可以出现在中国。因为即使它们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历史，但却面临着相同的结构问题，全世界都在寻找解决之道。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影响不同国家的中左派。他们正在考虑应该拿出什么样的政治决策，才能让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实现左派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宏大的任务。尽管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演进，因为我们必须应对新的变化。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着政治上的新尝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会对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感兴趣的原因。一生中最令你感到受挫的经历是什么？哦，我这一辈子就是一系列的挫折。我希望自己写的书会更好，希望自己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会更大。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由不断的失败和挫折组成的。你需要做的就是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