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方剑桥(3)

需要说明的是，束星北重回浙大并非一帆风顺。不少浙大元老对竺可桢首批圈定召回束星北表示异议。认为此人个性太强，太冲，难以驾驭。束星北当面责难蒋介石的事被重新提出。束星北遵母命辞聘回国完婚后，经在国民党蓝衣社任社长的大舅哥凯悌介绍来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他的教学水平和才气，很快就引起了学校的重视。一天，蒋介石来学校视察，按惯例要召见几个军官，束星北有幸给学校点中。在这所由委员长兼任校长的学校，能够得到提名召见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束星北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反而把这次召见变成了“面责”。当时，“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国人对国民政府对日政策颇不理解，在束星北看来，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违抗政府不允抵抗日本人的命令是民族英雄的壮举，而国民政府却在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上海时，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是屈辱的卖国行为。束星北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因同恺悌住一幢楼房也知道蒋介石对日寇妥协，对他开起大炮来，把他骂了一顿，但事后出来受到朋友们的抱怨，说我有粗无细，不了解中国情况，后经他们解释，我已变成了蒋介石的崇拜者。”⑩束星北当着众人的面一顿“大炮”，弄得蒋介石很是下不来台，只是说了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蒋介石显然是动怒了。束星北的嫂嫂是宋美龄的秘书，据她透露出消息说，蒋介石回到总统官邸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事。束星北也正是因为此事知趣地辞去了物理教官一职，以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两篇文章：《引力与电磁合论》、《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非静力场解》敲开了浙江大学的校门。但是束星北的“个性”并没有成为竺可桢使用人才的障碍。他被第一批聘回浙江大学，并委以重任。束星北离开浙江大学时还是物理系副教授，重新被竺可桢聘回后不久，便晋为正教授。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的学风、学制显然与他五年哈佛大学的学习与研究经历有关。特别是哈佛大学的前校长埃利奥特，以四十年不懈的努力，改进学制，增聘名教授，倡导自由学术研究，将一所普通的学校改造成世界知名学府的经历，给竺可桢的影响颇深。他在教学、学制、学风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他提倡致力于“通才”教育，要求学生既要各有专精，又要文理兼通。他认为学生单学一种技术，并非大学的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大学应该培养的是既有专门知识，又能博学旁通、思想开阔并能担当大任的人才。他废除了郭任远时期诸种不合理的地方。如强调增加一年级大学生的基础培育，取消了一年级即分别系科、设置专业课程的郭氏“物质主义”的办学方法；在中国高等学府第一次实行了导师制。竺可桢的导师制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因而，导师不仅要担任专业授课，还要负责指导学生的思想品格。导师一般由各系学识与品行兼优秀的教授副教授担任。每个导师带五六个学生（最多为十几人），导师和学生不仅是劝业授课，还要经常接触，包括个别谈话、集体座谈、共餐或一同外出郊游等。通过种种接触，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从近处体验导师为人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为了保证民主办学，浙江大学除了发挥教授在学术和教育上的主导作用外，还让教授在校务和行政工作方面参与民主管理。为此规定了大学的最高行政机构为校务会议。会议由校长、教务长、总务科长和训导长、各院长、各系主任为当然成员，另由全体教授选举出代表参加。校务会负责决定学校大政方针、方向。另外，学校还专门设立了教授会、学生自治会、各级级会等，都可以参与学校作出的重大决定。在教学方面，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自觉求知和独立思考研究的能力，各院系高年级都有专门的学术讨论课，师生可以互换角色、轮流主讲，报告新的学术动态或传递新的研究信息。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成功的根基便是“求是”。林启创办的“求是学院”的求是倡导，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已化为：唯事而求其是，即物而穷其理，乃所以求真的精神。有了这个精神，浙江大学就有牢固的底气，无论社会怎样动荡，风云怎样迭起，都不会让大学随风偃伏，失去方向。浙江大学是竺可桢栽种的并精心培育的一棵大树，科学与民主的根系已牢牢地抓住了土壤与岩石。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剑桥生物化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李约瑟应竺可桢的邀请，参加了浙江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中国物理年会和中国科学年会。期间，在竺可桢的陪同下，他参观了坐落在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这个由杭州流亡至此的尚在建设中的大学所透出的精神和品质，让这位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惊异不已。这里峰峦起伏，湄江盘绕，到处是堰坝、水碾、水磨和依山而筑的吊脚木楼。如不是山坳中简陋的篮球场、游泳池和一间间民舍草棚庙宇中传出的读书声，没人会把它同一个全国著名大学联系起来。在李约瑟眼里，这样一个山寨般的大学天空上竟然飘荡着只有剑桥、哈佛才有的那种学术气氛和自由与民主的精神。李约瑟将这座活跃在“山寨”里的大学亲切称为：东方剑桥，并在其所著《科学的前哨》一书中，专门作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