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方剑桥(2)

竺可桢无意这个“位子”。一是大学校长事务繁忙又要同官场打交道。他不善人际关系，自觉难伺候好部长或委员长，最主要的是，他放不下他的气象研究所。他从事地理、气象教学和研究已有二十多年，针对中国气象学方面的研究下足了功夫，颇有些国际水平的成果，在气象建设方面，如气象广播、天气预测、高空探测等都才开始，许多基本建设刚铺开了摊子，特别是人才的培养还未成熟，这一切都使得他难舍难离。可是亲朋好友大都支持他，特别是他的夫人张侠魂也希望他出任校长一职。最终他虽然决定出任大学校长，却还有所保留，他只是将自己作为一个“桥梁”，一旦学校走上正规，就自动退出。竺可桢在上任之初，往访陈布雷告以此意（实际上是通过陈布雷转达蒋介石），并提出三项条件：“①财政须源源接济，②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③时间则以半年为限。”⑥在得到委员长的明确承诺后，竺可桢走马上任了。最初只想为下一任作为“桥梁”的竺可桢，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十三年，并将浙江大学办成了全国最好的大学。一所普通的大学，在战争纷仍的环境里，迅速地脱胎换骨，成为中国的第一流大学，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的奇迹。竺可桢打造浙江大学的形式与手段很多，概括起来可为三点：一、选聘优秀教授；二、增加图书设备；三、奖励优秀学生和贫寒子弟。三点当中，选聘教授最为重要。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教育成功与否，系乎学风的优劣，而教授的人选，为教学质量和转移学风的动力。白鹿书院、鹅湖书院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有朱熹和陆九渊；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汤姆逊、卢瑟福；哈佛大学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罗伊斯等。为了让浙江大学也能够跻身世界名校之林，竺可桢“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⑦因抗议郭任远军事管制和挪用物理设备专款而辞职的教授一一都被请了回来，如陈建功，苏步青，贝时璋，郑晓沧、黄翼、蔡堡等，这样的班底实力已非常雄厚了，但竺可桢仍觉不够，他专门将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原交通大学教授胡刚复请来，并委以文理学院院长重任。化学家王进、农学家卢守耕、机械工程学家周承佑也陆续被请了进来，远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王淦昌也是这时候被竺可桢请来的。教育界素有门户之见，蔡元培难脱此习，浙江大学也不例外，竺可桢却打破了这个大学的积习，不问留美、留日、留欧，也不问南方北方，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委以重任。竺可桢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品格很快在教育界击出波澜，当时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为竺可桢而来。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并认为能够胜任浙江大学的某个位置，尽可以向竺可桢写信或当面陈述。多数情况下希望是不会落空的。谈家桢（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遗传学家、前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我是一个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求学的学生，但是我只信科学，不信迷信的。在东吴大学毕业以后又进燕京大学研究所。到１９３６年，我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就想回国。那时想早些参加祖国的科学队伍，与全国科学家一起为发展中国科学而努力。后来由于我的美国导师不准我走，结果又多读了一年“博士后”。到１９３７年，我回国了。在当时，我的母校（东吴大学）要我回去任教，而我又不想回去。因为那里的“洋人味”太浓了。我希望能够进一所我们国家自己办的大学，扎扎实实地为国家，把科学搞上去。可是在那个旧社会里，各校派系林立，学术壁垒森严。一个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要去国立大学教书，可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事也凑巧，我的一位留美同学（即朱元正先生）是东南大学的毕业生，他把我的情况写信给他的老师胡刚复先生。不久竺可桢校长代表浙大给我寄来了聘书，要我去浙大生物系任正教授，并每月给我三百元大洋的工资。我那时才２８岁，受到这样高的职位和这样优厚的工资，有点意外。为什么竺先生待我这样优厚？我与他素不相识，既不是亲戚，也不是他的学生。从宗派、体系等等各个方面看都挂不上钩的。从这一点看，在他脑海中，没有教会学校与国立大学之间这条“鸿沟”，他是一位大公无私、唯才是用的好校长。所以我这个“外来人”也能够进得国立浙江大学任教了。其实竺可桢先生任用教会大学出身的学生任教授还不止我一个。后来听说涂长望教授出身于沪江，谭其骧教授出身于燕京等，也都是教会大学来的。以后浙大搬迁到遵义时，竺先生还聘请了遵义地方的一位牧师方豪先生来教中西交通史。方先生在中西关系史方面很有研究（后来去复旦任历史系主任了）。竺先生就是不管牧师还是神父，只要有才就聘，可见他聘用教会出来的教授决不是我一个人。……⑧苏步青（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数学家、前浙江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数学系教授）：竺先生是最爱惜人才的。只要有好教师，他总是毫不犹豫立刻聘请，而且是千方百计地去聘请。所以许多有才干的教授都肯来浙大任教了。谈家桢教授是在１９３７年从美国回来的。竺先生立刻聘请，他来时才２８岁。后来章士钊的儿子章用和曾士炯从德国回来，他知道后也立刻聘请。那时期正在搬迁期中，我们的欢迎会是在警报声中进行的。因为竺先生爱才，所以他们也十分负责。有一次（在建德时）学生问章先生：“警报都响了，老百姓都已逃警报去了，我们还上课吗？”“怎么不上课。”“黑板挂在那里？”“就挂在我的胸前”。这种精神，就是我们浙大教师特有的精神。章先生他一生从未有用扁担挑过东西，可是他在浙大随校西迁时，就是自己挑着行李与学生们一起步行前进的。他当时还患有肺病，最后他病死在西迁的路上，真是太可惜了。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教授，如罗宗洛、梅光迪、王淦昌、卢嘉锡等等，也都是这样请来的。再以后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来浙大参观，他称我浙大是“东方剑桥。”这句话，我是亲耳听到的。当时如无竺校长主校，浙大就不会有这样高的荣誉。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