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方剑桥(1)

浙江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缘于两个人，一个是清廷命官林启，另一个是气象学家、教育学家竺可桢。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学院是变法图存的产物。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失败，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马关条约后，国外列强在通商、通关、贸易等各个方面获得的特权越来越多。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却无能为力，只能以一味退让来求江山稳定。外患日亟，国势日衰，深受创痛而不堪其辱的有志之士以挽国家颓势为己任，纷纷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则认为“非变法不足以图存；而启发民智、培养人才，实为根本要图。”于是谭嗣同、梁启超在湖南创办了时务学堂；北京有康有为主持的强学会，上海也出现了强学会分会。深受兴学图强影响的浙江也不甘其后，遂于１８９７年（清光绪廿年）创立了求是书院。①求是书院是中国四所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创办人林启，字迪臣（１８３９—１９００）早年出任陕西学政时，便以重“学风”著名。后出任京城御史时，曾应诏提出四项改革主张，即：简文法、汰冗员、崇风尚、开利源。其中第三项主张“崇风尚以挽士风”，要求废止以制义词赋小楷取士，主张会考诸史，廷试考时务，以重实学。以后因抗疏谏请停止营造颐和园以苏民困，触犯了那拉氏，外放浙江衢州知府，１８９６年调补杭州知府。他守杭三年，以“勤于治理、勇于赴事著称”。在政治上他同情载而深恶痛疾那拉氏，曾对学子谈话时自称是属于“保皇党”（光绪派）的。……林启在杭州任内，鉴于当时科举弊端，认为要振兴实学、策励图强，必须学习欧美文化和对教育制度有所改革。于是他在这方面推行了三件新政：一是鉴于八股束缚文教，改以策论取士；二是派遣留学生，学习传播新知识；三是兴办学堂。②求是学院成立之初，正是科举未废（戊戌变法曾暂废，政变后即恢复），林启亲自担任学院的总办，向学生们颁发《明夷待访录》、《天演论》、《求已录》等必读书目，其意在激励志气，养成民族意识，进而灌输欧西新思想，以谋自力更生。在他的带领影响下，一些以科举求名的举贡生监及尚未预试的学子，竟“舍此利禄必由之途而入学堂、学西学，显然为后来接受革命思想之张本”③在林启的一手缔造下，求是学院逐步形成他所主张的“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讲求实学”的风格。④林启认为培养“讲求实学”的人才，就是培养船学、矿务、种植、制造等“切于时用”的人才。求是学院无疑是全国自创办新式高等学堂最成功的范例。它不但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学家、科学家，如章炳麟、陈独秀、夏元、陈碕、何碦时等，也使“求是学风”有了根基。林启时代虽然不长，但开办新学，树立求是学风的意义对未来的浙江大学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人称浙江大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浙江大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是由竺可桢一手创造的。自民国以来，中国出了两个为教育界公认的杰出的教育家，一个是蔡元培先生，另一个便是竺可桢先生。蔡元培创办北京大学，招收女生，首开风气，聘请教授，新旧并蓄，在中国教育界具有开山创基之功；而竺可桢高风亮节，廉洁自守，海纳百川，特别是在内忧外乱的抗战期间，率领流亡大学，颠沛流离，而仍弦歌不断，人才辈出的业绩，更是无人可媲。竺可桢，字藕舫，１８９０年３月７日生于浙江省上虞县，１９０９年遵从家父之命考入了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的前身）学习土木工程。１９１０年第二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考录的７０人中，竺可桢以第２８名的成绩入选。初履异国，竺可桢便放弃了土木工程专业，报读了美国伊利诺大学，改习农业。他说服自己的理由是：“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伊利诺大学毕业后，念及气象与农业的关系，他又转入美国哈佛大学地学系攻读气象学。在世界著名气象学家沃德教授、麦坎迪教授的指导下，竺可桢很快就拿下了硕士学位。为了继续深造，竺可桢申请延长三年研究时间并得到批准后，开始了他的成果收获期。他的《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台风中心之若干新事实》等多篇论文相继问世，并在美国气象学界造成影响。１９１７年竺可桢被接纳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同年还获得了伊麦荪奖学金。一年后，竺可桢精心研究写成的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通过答辩，被哈佛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回国后，竺可桢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创业梦想。他先是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的前身）任教，待条件稍加成熟后，便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和今天的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地学系，并由他亲自管理教授。这所由他创立的地学系无疑是中国最早的气象学家与地理学家的摇篮，中国最初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几乎全部都是从这个“摇篮”里诞生培育出来的。１９２７年，竺可桢应蔡元培、杨杏佛的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观象台筹备处筹备员，此后，他以气象研究所筹备主任、气象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等身份，开始了中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与发展工作。１９３５年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因在大学强力推行军事化管理、随意开除学生、解聘教授、挪用物理系专用资金等劣行，激怒了学校师生而被驱逐。大学校长的位子第一次出现了空缺。也许因为这个位置太显赫，最初竟没有敢问津者。早在２０年代，大学对所聘人员就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对所聘教师的要求是：学问好，教学方法好，品行好，对教授要求公认的三个标准是：一要品德高尚；二必须是学识渊博的欧美留学生；三在社会上要有公认的威望和相当的活动能力。这样的标准，使得一些极备才学的人望而生畏，有的即使是最终选上也会因“或兼顾为难，或风裁太峻，或崖岸自高，或资望较浅”⑤而离去。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教授人选尚且不易，便何况一校之长了。浙江大学校长的位子最终还是由蒋介石亲自圈定了竺可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