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遭到驱逐(3)

束星北对于学校日益升温的政治学习热潮，无力抵挡，却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搭台子唱反调。为了把那些躁动不安的学生拴在课桌前——向不善思想工作的束星北，在华岗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大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时候，不断地向学生灌输牛顿、爱因斯坦、海伯森、狄拉克、玻尔等等科学家成才成名故事和经历，他也不时地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的学风学制和学子的精神来激励他们。他早早地就提出“红与专”的概念，他让学生们讨论两者的关系，让他们知道，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靠什么。“如果学生和老师都去做政治家、理论家，那么，社会主义建设靠谁来搞：工厂企业谁来建，大炮坦克谁来造，量子力学，相对论或尖端科学谁来研究？”为了让学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习中来，分散他们的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的热情与精力，他不断增加测试、考试，常常是五天一大考，三天一小考，弄得学生疲于奔命，他还不知趣地将学生们分成两帮，一帮是有心学习没有很强的政治**的学生；一批是政治当头，积极进步积极靠拢组织的学生。对前一种学生，他想方设法稳住他们，小心地呵护着他们。对后一部分学生他采取拉拉打打的办法。他的目的是“挽救”他们。对于那些完全做了政治的“俘虏”的学生，他或者不闻不问、一味地冷落或者寻找机会“打击挖苦”他们。束星北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范围里“造成混乱”，不但引起了学校的警惕，也遇到了物理系党支部书记李哲明的抵制和斗争。也许碍于师生关系，最初斗争还属“内部的”“地下的”，当束星北和华岗的因哲学科学孰大孰小，孰先孰后之争的矛盾公开后，学校的领导和李哲明对束星北的斗争性质发生了变化，一直在“后台”对束星北进行监督、抵制的李哲明走上了前台，开始和束星北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部分师生也围绕束星北和李哲明分化出两种力量。一方面是学校、是潮流、是绝大多数，一方面是极少数、是代表着反动、落后的东西，因而，胜败早在硝烟未起之时，已经分出。如果说束星北与华岗的“恩怨”是两种意识行态、两种价值观念的交锋，他和李哲明的冲突与斗争，却有其它一些心理心态方面的原因，至少矛盾的起因缘于个人恩怨。李哲明于动荡的年代（１９４５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１９４６年，年仅二十岁的李哲明被聘为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１９４６年正是全国学运频发，游行示威、罢课罢学的运动如潮如涌。血气方刚的李哲明深为感动，在山东大学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九个小时的辩论大会上，他勇敢地站到了学生的一边，并登台作了极为鼓动人心的演说。在这一次大会上，他出色的口才和坚定的立场受到了学校地下党的注意。在紧跟其后的由学校自治会组织举行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中，他和大学学生骨干手挽手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二百多名进步学生遭到毒打，四十多人被捕。这次名为“六·二惨案”的示威游行，轰动了全国。由于成功地配合呼应了中国学运的大潮，这次学运，被誉为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英勇而悲壮的一役。李哲明在这次运动中，虽没遭逮捕，也没有受到皮肉之苦，但是他英勇无畏的精神给进步学生和地下党留下深刻印象。在以后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六·二惨案”中被捕学生的斗争中，他又同进步学生一起，争得了社会名流和一些群众的支持，成功地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六·二惨案”被捕的全部学生。新政权成立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大学的中坚力量、干部苗子，受到重点培养。为了弥补新大学教育与师资力量的不足，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自己的教育队伍，山东大学将一批政治可靠，年轻有为的学生、教师迅速地选拔到教育岗位上来，可是很快发现，匆匆上岗的年轻的教师大多不能胜任他们的职位。大学只好让大部分年轻教师重新“回炉”。李哲明尽管已有了几年教龄，仍被下放到这个队伍里。本来这项师资教育规划期限定为三年，出于对飞速发展形势的考虑，山大校委会几经研究，决定将三年学期压缩为一年。为了能让他们尽快地扛起大梁，大学让最好的教授为他们“掌勺”。“院系调整”后，刚刚从浙大来到山大的束星北便成了李哲明等青年助教“回炉”班的第一任老师。方楫明（南方某大学物理系主任，五十年代初为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束星北的学生）：客观地说，最初李哲明对束先生还是很尊敬的，因为李哲明的启蒙老师王普是束先生的好友，两人一直保持着很深的交往。在做束先生的学生前，李哲明已对束先生耳熟能详了。我记得李哲明多次给我讲束先生，多是在浙江大学时的故事，如数家珍一般。但是束先生对王普的弟子却一点也不客气。在我印象里，束先生，对我们“回炉班”的教育还是很卖力的，他虽然不苟言笑，可回答起问题来却是很有耐心的。以后想起来，我们有一些问题提得是多么幼稚可笑，尽管如此，他也是不愠不怒，逐一回答。他常说，你们基础水平低一些，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用心，只要用心、心无旁骛，就没有什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