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遭到驱逐(4)

那个时候，运动多，社会活动多，我们大都是“苗子”“骨干”，自然要积极地参与，说不分心是假的。矛盾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认为我们这些人心浮意躁，没有责任感，没将心思搁在学习上，却只想着当政治家。当他同华岗校长为了哲学和科学谁前谁后的战火爆发后，我们好像也跟着受到牵连，一些学习不行却又热衷政治活动的学员常常被提溜起来发问，回答不出来是自然的事，于是“笨蛋”、“草包”、“狗屁不通”等不雅的语句便如连珠炮一样发泄到他们身上。一个学期还未结束，很多学员对他有了反感、恼恨，将他的课堂视为险途，即使一些曾对他崇拜尊敬有加的学员也开始躲避着他。尽管如此，李哲明却还在有意维护他，常常替他开脱，替他摆好，让大家以理解宽容的心胸对待他。但是李哲明的好心并没得到好报，在课堂上，问题答不好，他一样会当众“受难”。一年的学业结束了，好多人都有解脱了的感觉，可是束先生却不想放过我们，他跑到大学有关领导那里阻止我们毕业。从以后揭发出来的材料来看，他将我们的水平评估得很低，认为我们这些“回炉班”的学员，根本就不是“成品”，甚至连半成品也不是，根本就不能“出炉”。他说我们中间有些人连初等物理的基础都未打好，若是让这样的人去做教员的话，简直就是视教育为儿戏，不但误人也会误己。他执意让校领导，将压缩为一年的学期，再改为三年。那是个急功近利、一日等于一年或几年的时代，大学极需要有思想觉悟有革命激情的新生力量走上教育岗位，因而，束先生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于是我们这些“非成品”最终还是按着预期的安排走上了课堂，成为社会主义灵魂工程师。本来，我们以为“解放”了，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束先生没放过我们，他像是索债的债主，一路追讨过来，让一个个刚刚拿起教鞭的年轻教师们个个心惊胆战，李哲明与束先生的怨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束先生“讨债”的方式很独特，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什么事也不做，天天在我们上课的几个教室门廊前溜达，他像个心怀鬼胎的侦探一样，不时地从窗户或门缝往里瞅或驻足听听，感觉有问题了，就悄悄地进来，在后面找个座坐下来，掏出小本来，将发现的问题一一记下来。然后再“秋后算账”。他的所谓的“秋后算账”不外是课后或周末将一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提溜到教研室，吃些小灶。礼拜天就让他们到他家里。不过很少有人买他的账，背地里都管他叫“瘟神”。他让我们老是紧张心怯，一旦听到走廊里有动静，神经便倏地绷起来。有这么一个讨债的“瘟神”，我们再小心谨慎，尽职尽责，也难免不出漏洞。挨训挨批是少不了的。挨批挨训也没关系，关键是有时他不会顾及到你的脸面，让你当众出丑。李哲明就为这事，和他结了怨。那天，我去听李哲明的课（学校规定助教们之间相互听课，相互提出改进意见），他好像讲的是物体运动。我相信，他一定是做过精心准备的。李哲明的口才很好，平时发言讨论，他总是头头是道，有条有理。讲课也是这样，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他可一口气就讲下来，大家都很佩服他这一点。说实话，那堂课，我听不出来什么问题，我敢肯定学生更不会发现什么问题。可是中途，束先生闯了进来。显然，进来之前，他在门外已经观察了不短的时间。进来时，脸拉得很长。我记得他走上讲台后，二话没说，摸起一根粉笔头来就在李哲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重点提示上打叉。他先是在一些公式上打出一些小叉，然后又在每一个单元上打上几个稍大些的叉，最后一个大叉几乎够到了黑板的四个角。束先生也不管李哲明什么表情，会受到多么大的伤害，开始从他第一个打过叉的地方讲起。李哲明退到一边，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涨得通红的脸，深深埋下。束先生一直讲到第二堂课的铃声响起，才想起李哲明。他说：我给你们说过多次，任何事情必须首先得自己弄明白了，搞清楚了，才能讲得通讲得明白，如果连自己都搞不懂，怎么指望让别人听明白。场子是怎么散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事后，李哲明跑到华岗那放声大泣，他认为自己当众让束先生给出了丑，失了面子，无法再进课堂了，一定要华岗为他主持“公道”。华岗听了李哲明的哭诉后，并没马上表态，而是把听示范课的几个老师（其中也包括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询问。本以为华岗校长至少也要找束先生谈谈话，可是此后却没了下文。我听别人说，华岗之所以没有做出处理，是认为束先生除去方法欠妥外，并无大误。李哲明因此与束先生结了怨，以后李哲明当了物理系党支部书记，与束星北的矛盾越来越深，不能说与这事没有关系。按照学校的旨意，首先要将束星北的反动思想和意识公开示众，要让人人都明白他的思想和意识的危害性，以达到分化和孤立他的目的。学校的舆论工具加大了力度，校刊校报等专门辟出走什么道路，选择什么方向的专栏，让师生来参与讨论。物理系各班级的党团员骨干，多数成为支部书记和“内应”、“密探”。束星北在课堂上或私下里散布的“谬论”，都会有人向上汇报，并成为落到他自己头上的“炮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