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具张力的《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

文／曹文轩

一部《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看罢，心情变得复杂而苦涩。这部小说理应得到注意，若不是这样，就埋没了一部写得不错的小说，更是埋没了一个人才。但我对这部小说处理生活的方式却又有些看法。现在，我将我的全部感受一并写在这篇序里，供李海洋参考，也供读者参考。

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我又一次遭遇到了阅读的激情。我是事先知道作者的背景的。我对在这样一个年纪上的人就写出这样一部有模有样的小说，感到惊奇。

近来，不少人对这些“80年代后”的写手颇多微词。倘若是针对他们的写作态度与作品中所散发出来的人生态度与其商榷甚至给予严厉批评，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在这些方面，即使是那些大师不也时常被我们质疑吗？何况是还在成长中的他们呢！但若对他们的写作也不服气--不仅不服气，还不屑一顾，认为这些文本毫无说道之处，纯粹是社会发神经，是商家所为，是读者的无知，那我就不敢苟同了。你必须想到他们的写作年龄。你不能拿衡量托尔斯泰、鲁迅、蒲宁、沈从文这些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其实，人们在赞扬他们时也没有将这些少年与那些大师混一块儿说的，而是就他们的年纪与他们作品的水平说的。这些年媒体老爱做他们的文章，有事没事就烧一把火，没有必要；而现在又有那么多人视他们为洪水猛兽、跳梁的小混混，要去贬他们，也没有必要；棒喝与追打，就更成问题了。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少年热爱写作，且能写出这样多这样好的文章来，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该在看过他们的文章之后，问一问自己在他们那么大一点年纪上时，又是如何写文章的，又写了一些什么样的文章。我不敢说别人，我只说自己。我在他们那么大时，已经是一个在写文章上很被老师看好的人了。但今天翻开当年那些所谓的文章，一边看着一边想着今天这帮少年写手所写的文字，我大概是除了羞愧，还是羞愧了。单词的匮乏，意象的苍白，联想的笨拙，叙述的呆滞，思想的简单与僵直，会使我对那个让我变成傻瓜的时代大光其火。

读了李海洋的小说，你不服气不行。即使拿它与当下我们一些颇有一些名气的成人作家的作品比，我看，它也是说得过去的。

这些年读了不少少年写手的文章，对他们的写作路数，心中比较有数。今天再看到李海洋的小说时，就觉得他的小说好像有与众不同的东西。他的小说有一定的质感，不虚，不飘。留给我这个印象，是因为他的小说不仅仅只有语言上的功夫，还有另外一些可能高于语言的东西，比如人物、故事等。我们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只是说小说这样的东西，是以语言为载体的一种艺术，而并不意味着小说就到语言止。这些年强调语言是对的，但这种强调似乎过大劲了。如果说，诗到语言止，还勉强说得过去的话，到了小说这里再将语言的位置说到天上，就未必合适了。小说里头肯定有比语言更重要的东西。托尔斯泰是用俄语写作的，翻译成其他语言之后，他在俄语方面所追求的那些味道，也许就荡然无存了，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认识这位大师，我们还是在阅读《战争与和平》等作品中看到了一个大师的风采与特质。因为有些硬性的东西是不会因为语言的转换而发生变化的。说一个人走路摔倒了，不管是翻译成什么样的语言，也还是那个人摔倒了。事实是不会因为语言的转换而被蒸发掉的。有人将语言捧到王位上，恐怕太极端了。今天的年轻写作者被人注意，就是用语言来迷惑人的。他们在语言上搞了很多名堂，一副汪洋恣肆的样子，让人觉得他们很有才气。我曾向朋友推荐一个判断作品高下的办法，这个办法很朴素，叫“放水法”。且将一篇小说看成是一口水塘，语言是水，现在你将这塘水放了，看看这塘里还有没有东西，若有，这小说也许是一篇好小说，若没有，就很难再说这篇小说是一篇好小说了。这样一放水，不少少年写手的作品就露怯了。李海洋的作品没有这个问题，是禁得起放水的。它里头有许多块状的东西，比如说“我”、查必良这些人物，比如说那些结结实实的故事。

小说固然可以写得空灵，但空灵到什么也没有时，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小说还是应当写得有点儿物质感。读《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时，你会看到那些人物不是云里雾里的在那里飘动，他们都有一个一个很实际的动作与行为。这些动作与行为，都可以命名，有时间，有地点，有响动，是可以围观与触摸的。光来虚的、飘的，这样的小说，在我看来是很可疑的。

《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里头的对话也是不错的。看这部作品时，之所以觉得很提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的那些对话。那些对话很生活，很有语感，很有张力，也很切合人物的性格与当时的心情。读时，真是应了一句套话：如闻其声。对话是小说里头最难伺候的部分。因此，有些作家考虑到自己没有这份能耐，索性就将对话部分忽略掉了。倒是掩盖了自己的虚弱，但小说因为没有足够量的对话而显得有点儿死气沉沉。依我看，对话是小说的基本元素。李海洋将对话写到这个份上，实属不易。

对人物的把握，也很到位。这些人物之所以可以精精神神的，除了让他们有些大的作为使其灵魂出窍外，李海洋注意到了揣摩细微动作与心理对人物刻画的意义。查必良这个人一路走下来，到了最后，判若两人，竟是合情合理。李海洋紧紧贴着他，不断地给他加码施压，看他变形，既花了大力气，有时，又用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李海洋将查必良这个家伙已经吃透了。

李海洋的文字能到这样一个水平上，能将小说写到这个份上，他应当对这个时代感恩戴德。因为这是一个语文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的年代。如果没有这个背景，他大概再出类拔萃，也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来的。他的长辈们，其实不是木讷与呆笨，只是因为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质量低下的时代。他们的脑子被搞坏了。李海洋的时代，是那么多的人冒着危险，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语文革命而得到的。想想他们的原创力没有受到太多的污染，想想他们能够无拘无束地去感应这个世界，又能无拘无束地叙述这个世界，心里除了羡慕，就是祝福。

《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写得有些流气。我对此倒也没有太多的疑义。我相信生活中的李海洋，不是用这样一副腔调在与他的周围的人说话的。我更愿意将他的这副腔调看成是一种叙述口气。为了达到那样一种反讽的效果，他觉得这样的腔调可能会帮助他。他沉浸在其中时，对查必良这样脾性的人一下子就把握住了，就觉得好说他了。我想读者在读这部小说时，也会看出李海洋的一番苦心，知道他在严肃地思考着一些什么，又在严肃地说些什么。

查必良活成那样，是个悲剧。但这个悲剧的原因，是不是查必良自己也得算上一份？将责任轻轻往社会上一推，这可能是有些问题的。作品最后出现了一个眼睛“清澈如水”的孩子，是意味深长的一笔。它似乎预示着这个小家伙一定将步查必良的后尘而去--只要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样来清算悲剧的原因，可能有点儿简单。让责任都由学校、老师以及周围几乎所有人承担起来，这是不公平的。

“生活中发生过的”，未必就是我们将它们写到作品中的理由。

李海洋这样来使用他的文字，是他的自由，本也没有太多可疑问的。但对当下的少年写作风气，我却一直颇不以为然。他们的文字是不是秋意太重了？是不是还是应当有些人写一些阳光一点儿的文字？这个社会果真就那么让人伤心吗？我不久前在给一套少年作品作序时，将序的题目写成《阳光写作》，就是有心倡导另一种写作的心境与态度。钱理群先生这样比喻过：一个人的一生相当于一年四季。春天时就应该当春天过，不要过早地过秋天，更不要在充满梦想与温暖的春天里就匆忙过寒风四起的冬天。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而言，我以为健康的一生还是过好一年四季。

李海洋的小说就是李海洋的小说，它成就了他，也只属于他。别人模仿是没有出息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李海洋的势头不错，我们期待着他的明天。（此文为原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