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兴讼

二十九、悄悄离开了静园牛郎织女相会后的第五天，也就是旧历七月十二日下午。那天，文绣又哭闹得很厉害，溥仪便打发太监前往庆王府找来文珊，让她劝导胞姐。文珊劝慰一阵，就向溥仪建议说，她姐姐心情郁闷，希望允许她陪伴姐姐出外散散心。溥仪大发慈悲，慨然应允。当天下午3时，文绣由文珊陪着，为掩人耳目也带了太监赵长庆，乘坐溥仪的专用汽车出了位于协昌里的静园大门。溥仪万万没有料到:这便是长期预谋后的惊人之举，文绣从此再不曾跨进这座静园大门。她在此时脱出静园，这实在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了，首先是溥仪向日本靠拢的倾向已愈来愈明显，即将成为现实。虽然“九?一八”事变尚未发生，但不久前从日本归来度假的“御弟”溥杰，已经向溥仪传达了鹿儿岛驻军某联队吉冈安直大队长关于“满洲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儿什么事情”的讯息，驻天津的日本领事和司令官们也更频繁地往来静园。文绣当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再说文绣与皇家的矛盾已成水火之势，“中宫娘娘”婉容势与小妃子文绣不两立，文绣若不自我毁灭势必出走，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了。文绣的娘家亲属中有一位远支的表姐夫名叫毓璋，号子特。此人晚清时曾任清西陵守陵大臣，辛亥革命后顺应时事出任新职，在民国政府的海军部当上一名总务司长。毓璋的大女儿玉芬虽说是文绣的晚辈，却较之年长。玉芬长相不错，为人老练，有谋略，工于心计。可是，在婚姻问题上却很不幸。由于父母包办，把她嫁到一度身为民国总统的冯国璋家，成了国内第一号人物的孙子媳妇，然而，这位冯家少爷(冯国璋的长子长孙冯曙山)并不是正经人，整天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完全不把玉芬放在心上，所谓夫妻感情是根本谈不到的。不过，这样的环境却逼她想了问题，长了见识，有了经验。文绣入宫前，因家境贫寒与许多亲属都无往来，玉芬也从未到过哈达门外花市上头条傅家。后来，文绣平步青云成了“小皇上”的妃子，也是额尔德特氏家族的荣耀，亲戚又都走动起来了，玉芬也常到大翔凤胡同蒋氏那里串门聊天，与文绣的母亲相处颇近。文绣出宫在醇王府“被难”的日子里，曾几次回到大翔凤胡同的娘家看望母亲蒋氏，也是因为受到了玉芬的鼓励。玉芬的婆家不但在北京东四十条有漂亮的公馆，而且在天津租界也有房产。所以，玉芬有机会居住两地，一年之中总有几个月住北京，几个月住天津。文绣随溥仪去天津后，和玉芬有了更为密切的来往，她们无话不谈，息息相通，玉芬和文珊一样，成了文绣最亲近、最信赖的人。逐渐地，玉芬了解了文绣在皇家的悲惨境遇，她第一个向文绣指明了新的人生目标。这便是文绣向溥仪闹离婚的缘起。文绣说:我和玉芬相处得近了，甚么心里话都向她掏。她见多识广，又有心计，很会出主意。她告诉我:现在是民国时代，溥仪又被撵出宫来，他也不再是“小皇上”了，也要守法、平等待人。你可以根据“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请律师写状子，告溥仪虐待妻子，和他打离婚官司，向他要赡养费。你若考虑好了就这么办!

我可以在外面接应，找人帮你的忙。事成之后别把我忘了就行!

玉芬这人说话在理，我当时也相信她，可这离婚官司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我就把文珊找来，征求她的意见。我三妹从小就是不甘吃亏的人，又加上快言快语，一说就很赞成。她看我略有迟疑就急着说:“二姐呀!

难道还没过够?和溥仪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早离婚早利索!

”后来，我和文珊、玉芬三人一块儿前前后后地核计了一番，至此我才下决心和溥仪离婚。外界都以为是我妹妹文珊的主意，其实是玉芬最先和我说起的。当时，这事除了文珊、玉芬和我三个人，再没向谁露过口风，别人并不知内情。过了几天，玉芬又来看我，我偷偷交给她银洋一千元。因为她认识的人很多，让她和文珊先用这笔钱在外边打点打点。我还嘱咐她说，就按民国的新法律起诉，请律师与溥仪打这场离婚官司。文绣脱出静园前，从各个方面做好了准备。聘好的三位律师张绍曾、张士骏和李洪岳，已在国民饭店租了房间，等待行动；文绣陈述离婚理由的文件以及脱出后致溥仪的信等，也已拟好缮清；同时，文绣也找机会清理了自己房中的细软及金银首饰，让文珊分批陆续带出，暂时存放在她家里，以备脱出后应急之用。这一切都做得周密、细致，神不知、鬼不觉……旧历七月十二日，按公历是1931年的8月25日。离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只有二十四天，文绣为摆脱溥仪的控制而发难，竟选择了一个多么关键的时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