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是怎样成功的(2)

一种艺术一旦成为小众的艺术，它首先一定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然后它就需要被解释和赋予意义，有时甚至并不是由于“与主流文化产生矛盾”，比如周星驰能被大众喜欢，但同时他也能被某些人解释为“后现代”。而一旦产生了被赋予意义的需要，它也就丧失了其探索性，也从此不应再被称为“艺术”，而变成了一种个人的“文化工具”，强迫接受、功利和殖民也就接踵而来。我也并非是要强调艺术必须大众化，实际上是否大众化，或者小众化，都不是艺术的目的。它不应为任何一种文化服务，它唯一的命题就是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去“关注”。电影原本便是影像的艺术，是由电影导演说故事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方式和方法。到了今天，电影之所以被赋予那么多“含义”，因为电影实在是一项容易让人“迷失”的艺术。那是因为它可以达到很多目的，比如票房、偶像、各种奖项、思想传达等等，目的多，也就更容易被人利用。这种利用在被掩上了一层真诚的面孔之后，就变得更加让人难以识别。而且，这样的真诚不仅会获得小众的欣赏，还会赢得主流文化的认同。因为真诚一定是广义的，而所谓“艺术理想”也肯定是诱人的，大众虽然无法知道小众在做些什么，但仅仅是真诚就已经足够打动他们了。然而，没有人可以掩藏自己的动机和目标。如果你的目标是在某种文化中“立足”，你的作品、你的理想都会暴露在这些具摧毁性质的影响前。假设你非常希望被这个体系接受，很可能你和你的作品都会变成和那些电影一样。而如果一个人的动机是在真的了解电影这个媒体的天性，那么他的目标自然会传到观众心里，这也是无法隐藏的。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在不自信的中国导演群里，它就导致了我们望过去那一致的黑暗色调。所以电影学院的学生才会问老师，他拍的特灰色的电影能不能拿个奖。这句话是有代表性的。第六代中你难以看到百花齐放的现象，也因为他们正在努力一致的获得某种文化体系的认同。即使张元现在声称自己已经转为地上，要努力去拍大制作，但他始终还是没有放弃其所谓的“艺术理想”，换的只是剧组和投资，还有自己无限的精力，今天搞搞京剧电影，明天拍拍广告，闲着无聊就玩偶像剧。说不自信，也不仅仅是中国导演一方面的事儿，传媒、评论界、观众，还不都盯着这个奖那个奖不放？有些评奖实际上根本是一种商业行为，当然这也没什么好反对的，但这如果成为了一个导向，那就本末倒置了。正是这些东西给近十年来中国的电影观众，以及电影制作者甚至娱乐媒体带来了一种名利的浮躁。张元的无论哪一部电影，当然除了《我爱你》、《绿茶》这样的四不象商业片之外，无不具备了得奖的视觉素质与“内涵”。奖项和人文导演之间是多么的互相需要，他们谁少了谁都将只能无聊的上演自己的独角戏。所以边缘题材对于张元来说是重要的，题材基本上就是他的全部。他必须在这上面做文章，玩点小花样，才有可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摇滚青年、同性恋、京剧电影、坐牢17年的女儿、酗酒的父亲、神经质的妻子、精神分裂的女博士……从地下到地上，我们看出张元的万变不离其宗。一个对题材如此看重，或者说，一个对花样如此看重的导演，在其行新奇之道的同时，也正暴露出他的苍白。所以，张元一直以来的课题就是学着如何利用声光效果来变魔术，要领就是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他就是这样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