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女人――苏青(4)

苏青没有走，她骨子里是个天真热心的人。在旧社会，虽然当过红作家，可也吃了不少苦，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她想像着一个新的社会总是好些。她留在上海和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合作，参加剧团编剧，到内地深入生活。因为古文底子好，编的历史剧还得到过政府的嘉奖。对于自己从事写作，她这样表白：“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我那时适逢其时，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国民。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样，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沦陷区的人民也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心中并不觉愧怍。”对于有些所谓正义文人和地下工作者，她还犀利地指出：“虽然在笔名的掩护下，我们也略能窥到他们的真面目。考查他们的工作成绩，除了钻过防空洞外，也并未做过其他的什么地下工作。”一个个性那么强的人能做到这一步，可见其心之诚。然而她仍未逃脱后来的政治运动。1955年，她因涉嫌“胡风案”被关进了监狱。一年半后出狱，之后，她失去了工作，生活变得更为艰难。她疾病缠身，却无钱看病，不得已只好向自己的至亲骨肉们求助，而对方却与她划清界限，断绝来往。这真是应了她说过的似是无心的一句话：“他们（男人）都是骗我的，也许将来我还得受孩子们的骗，辛辛苦苦一场空呀。”面对亲人的无情，她闭门谢客，任由身体继续恶化，也不医治。她侍弄了些花草，她说，“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她对生活已经失望，惟一希望的只是快快死去。弥留之际的她躺在病床上，最大的心愿只是想找一本已被列入“**”的《结婚十年》，有个忠实的读者出高价复印了一册送给她。而那时她已是“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病症的苏青，病情突然恶化，大口吐血，带着深深的遗憾走完了自己的69个春秋。她死后被安静地火化，骨灰也于三年后被一位失散几十年、从大洋彼岸来寻她的亲属带出国。她临终时曾希望葬回老家，没想到的是，最终还是走上张爱玲的路——远涉重洋。不同的只是张爱玲在生前，而她在死后。如此凄凉的结局，恐怕是她自己也想不到的。青山常在，绿水常流，我们却找不到文人苏青之墓。如果人死后真有灵魂，是否她的灵魂也会感到凄凉无依？她在《归宿》中对自己说：“三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常流，而我却魂归黄土……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在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不好，但我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写下去，预备把它当做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也许将来有人见了它说：哦，这就是苏青的坟吗？也许有人会说：苏青是谁呢？——是文人，她有什么作品？待我去找找看。虽然那时我已享用不到版税了，但我还是乐于有人买书的……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真正的灵魂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今天，虽然我们看不到“文人苏青之墓”，但我们还是愿意去探寻这“事业女人”昔日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