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女人――苏青(3)

在这种背景下，她创作了《结婚十年》。这部印行了18版的作品立刻使她的创作高峰随之而来，包括中篇《歧途佳人》、短篇小说集《涛》以及多本散文集。她以女性的角度表现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表达普通职业女性务实而不避利的特点，充满了女性的自觉、迷惑和焦虑。她又适时地提出“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的观点，甚至毫不避讳大谈性问题，为此读者给了她“大胆作家”的美名。她的这种世俗化受到市民读者的大力欢迎。于是，报纸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她的一个小专栏。她不说风月，只和市民一起谈男人女人，谈结婚离婚，谈子女家长，谈职业人生。读她的文章就好似听她发言，快人快语，却句句在理。她自己也当编辑，一本《天地》杂志办得红红火火。“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开始发售，两天之内便卖完了。当十月十日早晨报上广告登出来时，书是早已一本没有，于是赶紧添印两千，也卖完了”。（苏青《做编辑的滋味》）胡兰成就是读了这上面发表的张爱玲的《封锁》，才成就了他们的一段情缘。她就是这样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上海马路上走着的一个人，独自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独来独往，却热热闹闹；脸上带着看透一切的讽刺笑容，却一如她的文字一样无矫无饰，天真感性，直抵人心。不仅文章如此，她做事也是“世俗”到底的。替她出书的人仅想赚她一个35％的折扣都不容易，她可以自己把书拿到马路上去贩卖，甚至不惜与书报小贩在马路上讲斤头、谈批发价。一个女子竟有这种大胆、泼辣的作风，或许是继承了宁波人的精明。虽然她的能干、独立不禁让人觉得她有女权主义的嫌疑，但有些时候，她也不免流露出小女人的意识。比如，为了孩子，她放弃了再婚的可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子之中，还写了《救救孩子》、《现代母性》等泣血之作。另外，她曾对张爱玲说，“女朋友至多只能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呀”，也说明她潜意识里还是习惯于依靠男人的。两个女作家王安忆谈到苏青，说她“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不错，虽然她们都是上海成为“孤岛”时走红的作家，很多人却是在张爱玲之后才知道她的，即使在她们一度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而后来张爱玲又终于走红时，她也没能红起来。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首先两人成长的环境就大不相同。虽然同是大户人家出身，但苏青是从上海里弄的洋房里走出来的，而张爱玲则是由沪西公寓大楼上望下来的。一个童年幸福美满，快乐无忧，一个从小冷漠自负，郁郁寡欢；一个写散文，满篇谈的是衣食住行，一个写小说，始终唱的是女性哀歌；一个露在面上，朴实亲切；一个藏在纸后，寂寞苍凉。看着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市民；读完张爱玲却还无法理解她洒脱寂寞的传奇。说到底，两人的差别便在这一近一远间。苏青是真实的，真实到随处可见，一口带着宁波味的上海话，一身极平常的衣服，要找她并不难。张爱玲则是虚无的，面上放开了手脚，骨子里还留着世故，没有颠覆的野心，却满是女性的聪敏和小心。她的“俗”是织进了“雅”里的，而苏青的“俗”则像白开水一样，清楚透彻。在苏青的眼里和笔下，人生是多么实际——浪漫和美丽不是没有，但是搀杂在世俗、辛劳和众多小龌龊里，往往并不显得那样美好。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同样能找到类似的表达：“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但由于其出身是清末仕宦之家，华美中无处不透出奢华靡腐的气息，苏青则不然。正如实斋在《记苏青》一文里所说的：“除掉苏青的爽直以外，其文字的另一特点是坦白，那是**裸的直言谈相，绝无忌讳。在读者看来，只觉她的文笔的妩媚可爱与天真，绝不是粗鲁俚俗的感觉。在她最近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警句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经她巧妙地标点一下，女人的心眼儿透露无遗了……”1944年，她们共同就当时关于妇女、家庭、婚姻等问题坦诚地进行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珍贵记录代表了那个时代新女性的观念和思想，在60年后的今天所引起的反响依然是巨大的。尽管两个人之间不乏差别，但这样不影响她们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虽然两人很少见面，却彼此相知。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不腻。作为同行，她们都是当时文坛女作家中的前卫者。她们都用女性独有的细腻眼光写着身边的事情，她们有着相同的灵气。她们表面上和和气气，私下里也在相互嫉妒、竞争着，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又让她们惺惺相惜。“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于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张爱玲如是说。晚景凄凉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因与胡兰成恋爱而备受攻击，冷静而善于自我保护的她选择了沉默。最终，在昙花一现的风光日子后，张爱玲走了，在多少有点勉强地写完《十八春》和《小艾》后坚决地去了海外。她明白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她一定要走。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决定是正确的，使她最终没有受苏青的那份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