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女人――苏青(2)

上海沦陷以后，夫妻二人的裂痕加大了，人性自私的一面更加充分地膨胀、暴露出来。尽管她的叙述依然很散淡，没有过多暴力的场面，但那股血腥味还是浓郁地散发开来。本来上海就是一个花花世界，消费高得令人咋舌，再加上战争爆发，社会秩序破坏，所有的事情，通通都离不开一个钱字。她一个柔弱女子，没有地位也没有收入，而丈夫只顾在外花天酒地，不养家，也不负责任，碍于面子，还不许她在职业上发展。纵使她有再多的戒指也供不上这样坐吃山空。无奈之下，她向丈夫要钱以作家用，不想竟挨了丈夫一记耳光。从此以后，生性倔强的她开始卖文谋生，从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她到底还是个单纯的女子，即使最艰难的日子，她也能平常面对。在她的心中，始终点有一盏心灯，存着她对生活无限美好的期望，就像小女孩憧憬爱情时的那种柔韧的从容和热情。在那些独自写作谋生的日子里，面对生活的无助，她也会叹息，甚至发发牢骚宣泄心中的苦闷。可一旦拿起笔来，她便忘了自己。写作使她的生活有了保障，也使她自尊自强，有了独立的人格。她在散文《我的手》中通过描述自己手的变化，写出了自谋生路的幸福。文章的最后，写一位母亲将自己粗糙的手样印在纸上，寄给了她的孩子们，然后默默地将身后的乌云吹向一边，把灿烂的阳光留给她的孩子们。这正是她对自己心情的白描，以此保持着自己那份可贵的单纯。因为她的单纯，也因为她海阔天空的胸襟,大胆直爽的性格，婚姻带来的不幸很快被冲淡了。无论看到丈夫潦倒落魄，还是看到他意气风发，甚至听到他和自己的女友在她病中时一起在屋外合唱《风流寡妇》时，她都再没什么感觉。她喜欢不起来，而且居然连恨也恨不起来。虽然还和那个叫徐崇贤的男子共处一屋，却已是同床异梦。她的躯壳早已被摧残殆尽，只剩下空空洞洞的一颗心了。就在别人都以为他们会这么不痛不痒地耗上一辈子的时候，她提出了离婚。所有人都很惊讶，但回头想想也就释然——维系他们婚姻的爱情已经离去，还要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庭做什么！一向对男女之爱冷眼旁观的张爱玲在她的文章中这样评价他们的婚姻：“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样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不亦乐乎。”她理想中的夫君应该有男子气概，但不是小白脸；是有架子的，但不官派；有一点落拓不羁，但又负得起经济责任的人。她还希望有几个干净聪明的儿女，合得来的公婆、妯娌、小姑，此外还有谈得来的朋友。她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心请他们吃，还可以在料理家务之余写写文章。而这些徐崇贤都无法给她。他不过是个生意人，自私精明，在连良心都不值钱的乱世，家庭、亲情对于他更是没有丝毫价值。由此看来，这对相处了十年的夫妇也的确没有什么理由继续待在一起。就如苏青自己所说的：“现代的社会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离婚了，于是他们便离了婚。相聚相离，一切简单得就像童年时候玩的过家家，区别大概只在于如何将中间的过程复杂化。”就这样，在结婚的第十年，两个“自由恋爱”的人分开了。独立的滋味虽然苏青果断地离开了那个令她不快的家庭，虽然她卖文为生，可以自立而无求于人，但她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也会感到寂寞，也会渴望热闹的人生。于是她身边走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他们和她谈文学人生，把她当做自己的红颜知己，但“结果终不免一别”。女人在乱世中生活本就艰难，单身职业女人更是难上加难。她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独立女子，但她也渴望真爱、承诺，她也有所希冀，然而男人们只是欣赏她，却不能给她这些。“他们离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的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他们对我说那是没有办法，那我的丈夫怎么有办法同我拆散呢？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虽然她努力寻觅一个温柔的归宿，却也意识到由于性别的差异，女子很难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向社会问道：“红颜若不薄命，这红颜往往不为人知；薄命若非红颜，其薄命也被认作平常……历史学家是最势利的，批评女人的是非曲直总跟着美貌走。难道不漂亮的女人薄命都是活该，只有红颜薄命，才值得一说再说，大书特书吗？”其实，她并非不漂亮，相反还很耐看，至少是符合张爱玲的审美观的。“她难得这样静静立着，端想她自己，虽然微笑着，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安静，一静下来就像有一种悲哀，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使人想到‘乱世佳人’。”于是每次男人们离她而去时，她就忍住眼泪说她也是玩弄男人的。但是，其实她很清楚在那个社会环境中“一个女人要玩弄男人是不可能的”。于是，“想到此处我不禁又气又难堪，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能把自己毁了。”当然，她并没有毁掉自己，她决心要用她有限的生命去“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