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留学制度的随想(1)

文/谢泳一、想起钟叔河因为钱刚的电视片在央视播出，这些天来容闳和早年幼童留美的故事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容闳的经历和他的故事引出的是一个古老文明如何走向现代的话题，其中留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它的核心内容。钱刚在上世纪80年代是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但他后期报告文学写作已转向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思考，那时他的《海葬》曾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我记得他当时的兴趣是在李鸿章，这次看到他写容闳，我非常能理解他的写作冲动，虽然是历史题材，但他是一个有现实关怀的作家。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与钱刚有过两次接触，但后来失去了联系。我对他的思考和工作一直很关注，他主政《南方周末》的时候，我曾寄过一本我的新书给他，但不知道他收到没有。这次看到他的新作，我佩服这个老朋友不懈的努力。我想起了胡适的老话，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说到中国近代留学制度，我先想到的是两个湖南人。一个是舒新城，一个是钟叔河。1939年舒新城出版了《中国近代留学史》，在以后关于留学制度的研究中，这本书是必看的参考书。以后对留学生和留学制度的多数研究，其基本思路大体不出舒新城这本著作。从学术史研究角度观察，没有舒新城的著作，以后关于留学生和留学制度的研究会有很大困难，因为除了研究方法以外，舒新城的著作中保留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材料。舒新城的这本著作在上世纪80年代曾由当时的上海文化出版社影印出版过。但80年代是一个重现实轻历史的时代，读者的热情在当下，对于历史的关注是淡漠的。虽然相关的历史研究著作已出版过不少，但在读者中还没有形成兴趣中心。十几年以后再来观察，早年关注历史的学者现在多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80年代初期，钟叔河主政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了很多文化积累方面的书。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和他的学术专著《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曾名重一时，钱锺书一生极少为人作序，但却对钟叔河的这本书非常推崇。容闳《西学东渐记》就在这套丛书中。它的标点者之一杨向群，多年以后成了我和程巢父编辑的《追寻储安平》一书的责编，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历史在事后观察，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感想。与这套“走向世界”丛书几乎同时，还有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偏重于介绍西方的各种思想。当年，我对于这套丛书的兴趣远远超过前一套，想来和我有一样经历的青年会有同感。但90年代以后，人们常常想起的倒是钟叔河编辑的书了，因为时代精神发生了转换。二、留学制度的形成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留学制度的形成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主要制度。当它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以后，它在功能上取代了科举制度，也可以说成为一种近似文官制度的东西，特别是早期留学生，大部分进入中国社会的上层。夸大一点说，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基本来自留学生。舒新城曾说过：“如无留学生，中国的新教育与新文化绝不至有今日。”决定中国留学制度形成的关键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因为一种新制度的建立，起主要作用的是政治人物。但作为文化建设的留学思路，却是容闳最早提出来的。舒新城对他的评价是：“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此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舒新城这个逻辑里还少了一个环节，那就是传教士。中国留学制度的起源与他们分不开。1847年，最早把容闳、黄宽、黄胜三位中国青年带往美国的是传教士布朗夫妇。容闳的建议是幼童赴美，容闳建议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选择幼童赴美，应该说是容闳的远见。他当时建议的年龄是12到14岁。后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对学生的选择大体也是这个年龄。这个年龄的意义在于这些学生可以真正融入美国生活。因为同时还派了汉文教习，他们在美国没有忘记汉文。从中国后来留学生经历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早期幼童留美和后来庚款留美学生成才比例较高，因为这个年纪容易彻底接受美国教育，同时建立与美国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在成年留学生中建立相对较难。1910年清华第二批庚款70名学生中出了胡适、赵元任、竺可桢、张彭春等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人。1922年清华放洋的94名学生中出了沈有鼎、闻一多、梅贻宝、罗隆基、潘光旦、雷海宗、吴泽霖、萨本栋、高崇熙、黄子卿、张心一等各学科的著名人物。近年考察中国重要历史人物教育背景时，留学教育成为观察和分析他们人生经历的一个主要变量。大体说来，人们对留学英美的评价较高，对留学日本的学生评价次之，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另有认识。三、留美学生的影响在文化教育中国早期留学生学成以后，多数回到中国报务，特别是公费留学生。自费留学生回国的比例也相当高，这主要得之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功劳。胡适早年写《非留学篇》时曾提出过“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可见其思考之深远。另外，当时回国的留学待遇也相当优厚。中国早期留美学生主要出自清华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在一个留美学生国内最高学历的统计中，北京大学只排在第7位，西南联大排在第11位。从前15名的大学观察，留美学生除了清华以外，主要出在教会大学。留美学生最主要的服务机关是当时中国的高等学校，远远高出留日学生。早年任教中央大学的常导之在《各国教育制度》一书中曾说：“从多数国家之行政及学校制度中，皆可发现其所受于德法两国之影响，即美与苏俄，亦非例外。苏俄在其建国初期中，颇有一举而摆脱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之成法，而另起炉灶之势；惟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其学制上显然受了外来的影响。英国在世界经济及政治上之势力，远较德法两国为雄厚，但其教育制度，则在所属领地以外，似乎影响他国之处不多。至于美国制度似乎仅能在我国博得最多之赞美者。”常导之最后这一句话，很有意思，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教育所受影响的一个总结，它与中国留美学生主要在高等学校从教有关。如果以1949年为界来分析，当时从政官员的主要留学教育以英美为主。特别是外交方面，实际折冲外交问题的是颜惠庆、顾维钧、陈友仁、王正廷四位。他们都在外国受过教育，并都熟悉外国的政治经济情形。1935年出版的一本《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波拉特（Pollard）著，曹明道译］中曾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只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国际公法有外交经验及通晓国际情形的相当人物所决定。这些外交官员中，有许多曾在中国教会学校毕业的。有几位是曾在美国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大学里得到高等学位的。实际上他们都能操一国或几国语言。所以内阁和党系可往复调动，各省也可任由以前的土匪去当政，可是外交部同外交官员，却终是在这种留学阶级的青年手里。他们曾在巴黎与华盛顿会议里，声诉本国的怨嫌。他们决心要努力达到中国应受主权国待遇的原则。因此，在南京政府一部分所成功的事业中，他们曾培植基础。”书中还引了一位美国人的话说：“大家曾说过并且说得很对，要是中国政府的其他各部，都能显示像外交人员所常显示的才能，尤其在这10年中，中国便将成为世界大国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