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黑》、《人间》何匆匆(1)

《红黑》、《人间》同时问世了，1929年的新年，对于三个已经闯进文学殿堂的年轻人来说，前景从来没有这么美妙。繁忙的日子，反倒充满着创业的喜悦。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经过多年努力，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出版社——虽然小得可怜，无疑是一件令他们雄心勃勃的大事。尽管难免带有青年人的单纯和浪漫，但他们毫不胆怯。上海虽大，资金虽拮据，但自北京萌发的办刊物和出版社的愿望，却受自己的创作日益受到读者的欢迎的鼓舞，一天天强烈起来。上海日见兴旺的出版业，也更加刺激了他们。捕风捉影的小报消息，他们都不曾予以公开反击。他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们要走自己的路。他们梦寐以求的办出版社和刊物的计划，终于因为胡也频的父亲的来到而变成了现实。他们从胡也频的父亲那里借来一笔钱，红黑出版社便在萨坡赛路204号这幢房子里诞生了。首先是《红黑》杂志于1929年1月10日创刊，随后开始出版“二百零四号丛书”。与此同时，他们还为人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人间》杂志，这个刊物也在同年同月20日创刊。这是他们最值得记载的又一个重要的春天。丁玲谈到办刊物的经过：1928年夏天我和胡也频从杭州到上海，沈从文就讲是否办一个刊物。那时候我们住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96号，沈从文住在附近，常来我们家。这时，正好胡也频的父亲来上海，带了一千元钱来，是一笔卖房子钱，想投资入股到一家叫“小有天”的福建菜馆。胡也频便和他父亲商量，借这一千元钱开书店，讲明三分利息，他父亲同意了。于是，胡也频、沈从文和我就用这笔钱办刊物，取名《红黑》。(《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沈从文也写到这一情况：那里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记胡也频》)最初，刊物的名称设想为《红黑创作》，因不是限于创作，便改为《红黑》。他们还曾想出版为周刊，觉得月刊的周期太长，但因为资金等原因，便只好出版月刊。刊物取名“红黑”与丁玲和沈从文有关，因为他们借用了湘西土话中“红黑”的含义。在创刊号上，胡也频对此特地作了说明：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这红与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但我们不敢窃用，更不敢掠美，因为我们自信并没有这样的魄力。正因为我们不图自夸，不敢狂妄，所以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这意义，是再显明没有了。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在办《红黑》的同时，他们还为人间书店办了《人间》刊物。三个人略有分工，胡也频主要负责《红黑》，丁玲协助沈从文编《人间》。在《红黑》创刊号上，刊有《人间》出版的预告消息，说“沈从文与丁玲主编之人间月刊定于十八年一月十日出版”。但在第二期《红黑》上刊登《人间》第二期目录广告时，却标为“沈从文主编”。不管如何，《红黑》和《人间》是他们三人共同的事业，凝聚着他们共同的心血。《人间》先于《红黑》停刊。丁玲除了写作之外，每天还负责将订户的地址抄写在信封上，以及其他一些编辑事宜。除此之外，他们还把住处作为红黑出版处的地址，代为推销其他刊物。在《新月》杂志上，就曾刊有他们所作的广告，代销几种刊物。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沈从文描述了忙碌的日子：为了《红黑》的事情，我们于是都显得忙起来了。其中最忙的还是海军学生，从编辑到去印刷所跑路，差不多全是他理。他去送稿，去算账，去购买纸张同接洽书店，直到刊物印出时，我才来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处，清理那些数目，或者付邮到外埠去，或者亲自送到四马路各书铺去。我记得刊物封面十分醒目“红黑”两个大字，是杭州美院教授刘阮溧先生作的。(《记胡也频》)面对眼花缭乱的文坛，在创作界已经滚爬数年的这三个青年，真有说不出的复杂感受。虽然他们开始尝到成功的滋味，但也难忘当年艰苦奋斗时的艰辛。难以忘记的不止是投稿时曾受到过的冷漠和偏见，还有种种理论批评给他们带来的困感。当创办自己的出版社和刊物的愿望一旦变成现实，一种强烈的独立意识，随即充分表现出来。他们似乎对文坛许多现象，有难以名状的厌烦。五光十色的理论，现在还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只是作家，创作才是真正偏爱的。对文坛时起时伏的文艺论争、互有兴衰的文艺派别的纠纷，他们也予以贬斥。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学是独立的事业，需要真正痴恋一般的投入。创作，创作，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能诱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