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黑》、《人间》何匆匆(1)
《红黑》、《人间》同时问世了,1929年的新年,对于三个已经闯进文学殿堂的年轻人来说,前景从来没有这么美妙。繁忙的日子,反倒充满着创业的喜悦。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经过多年努力,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出版社——虽然小得可怜,无疑是一件令他们雄心勃勃的大事。尽管难免带有青年人的单纯和浪漫,但他们毫不胆怯。上海虽大,资金虽拮据,但自北京萌发的办刊物和出版社的愿望,却受自己的创作日益受到读者的欢迎的鼓舞,一天天强烈起来。上海日见兴旺的出版业,也更加刺激了他们。捕风捉影的小报消息,他们都不曾予以公开反击。他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们要走自己的路。他们梦寐以求的办出版社和刊物的计划,终于因为胡也频的父亲的来到而变成了现实。他们从胡也频的父亲那里借来一笔钱,红黑出版社便在萨坡赛路204号这幢房子里诞生了。首先是《红黑》杂志于1929年1月10日创刊,随后开始出版“二百零四号丛书”。与此同时,他们还为人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人间》杂志,这个刊物也在同年同月20日创刊。这是他们最值得记载的又一个重要的春天。丁玲谈到办刊物的经过:1928年夏天我和胡也频从杭州到上海,沈从文就讲是否办一个刊物。那时候我们住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96号,沈从文住在附近,常来我们家。这时,正好胡也频的父亲来上海,带了一千元钱来,是一笔卖房子钱,想投资入股到一家叫“小有天”的福建菜馆。胡也频便和他父亲商量,借这一千元钱开书店,讲明三分利息,他父亲同意了。于是,胡也频、沈从文和我就用这笔钱办刊物,取名《红黑》。(《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沈从文也写到这一情况:那里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记胡也频》)最初,刊物的名称设想为《红黑创作》,因不是限于创作,便改为《红黑》。他们还曾想出版为周刊,觉得月刊的周期太长,但因为资金等原因,便只好出版月刊。刊物取名“红黑”与丁玲和沈从文有关,因为他们借用了湘西土话中“红黑”的含义。在创刊号上,胡也频对此特地作了说明: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这红与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但我们不敢窃用,更不敢掠美,因为我们自信并没有这样的魄力。正因为我们不图自夸,不敢狂妄,所以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这意义,是再显明没有了。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在办《红黑》的同时,他们还为人间书店办了《人间》刊物。三个人略有分工,胡也频主要负责《红黑》,丁玲协助沈从文编《人间》。在《红黑》创刊号上,刊有《人间》出版的预告消息,说“沈从文与丁玲主编之人间月刊定于十八年一月十日出版”。但在第二期《红黑》上刊登《人间》第二期目录广告时,却标为“沈从文主编”。不管如何,《红黑》和《人间》是他们三人共同的事业,凝聚着他们共同的心血。《人间》先于《红黑》停刊。丁玲除了写作之外,每天还负责将订户的地址抄写在信封上,以及其他一些编辑事宜。除此之外,他们还把住处作为红黑出版处的地址,代为推销其他刊物。在《新月》杂志上,就曾刊有他们所作的广告,代销几种刊物。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沈从文描述了忙碌的日子:为了《红黑》的事情,我们于是都显得忙起来了。其中最忙的还是海军学生,从编辑到去印刷所跑路,差不多全是他理。他去送稿,去算账,去购买纸张同接洽书店,直到刊物印出时,我才来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处,清理那些数目,或者付邮到外埠去,或者亲自送到四马路各书铺去。我记得刊物封面十分醒目“红黑”两个大字,是杭州美院教授刘阮溧先生作的。(《记胡也频》)面对眼花缭乱的文坛,在创作界已经滚爬数年的这三个青年,真有说不出的复杂感受。虽然他们开始尝到成功的滋味,但也难忘当年艰苦奋斗时的艰辛。难以忘记的不止是投稿时曾受到过的冷漠和偏见,还有种种理论批评给他们带来的困感。当创办自己的出版社和刊物的愿望一旦变成现实,一种强烈的独立意识,随即充分表现出来。他们似乎对文坛许多现象,有难以名状的厌烦。五光十色的理论,现在还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只是作家,创作才是真正偏爱的。对文坛时起时伏的文艺论争、互有兴衰的文艺派别的纠纷,他们也予以贬斥。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学是独立的事业,需要真正痴恋一般的投入。创作,创作,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能诱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