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三十年(2)

连他的朋友巴金，远在上海，也为在北京的他而担心。巴金责怪他不该对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问题发表见解。汪曾祺回忆，1947年他见到巴金时，巴金曾让他给沈从文带口信：埋头写小说吧！(1990年9月与作者的谈话)沈从文的文章1946年11月在《大公报》发表，第二年2月，林默涵就在《新华日报》上以杂文《“清高”和“寂寞”》予以批判。更集中激烈的批判，在1948年3月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上展开。这是**领导的对当时国统区出现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思潮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批判沈从文的文章中，最著名的便是郭沫若的杂文《斥反动文艺》。这篇文章集中批判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个“代表人物”。郭沫若在文章中对朱光潜、沈从文、萧乾作了犀利的批评，他用蓝、红、黄、白、黑几种色彩来勾画他们的政治面貌。其中“红”专指沈从文。郭沫若写到：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骚咏美人香草，索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斗争的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这些话见所作《一种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报》)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负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郭沫若把沈从文等划归到反人民的御用文人行列。今天是人民革命势力与反人民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反人民的势力既动员了一切的御用文艺来全面“戡乱”，人民的势力当然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反动。但我们也并不想不分轻重，不论主从，而给以全面的打击。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无情的批判。激烈的言词。一篇会影响他们三人后来命运遭际的文章。沈从文必然要尝到这个苦果。就在丁玲以胜利者身份即将重返北京城的1949年春天，在北京西郊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沈从文正遇到历史的讽刺，政治的鞭挞。汪曾祺回忆：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不知道这是地下党的授意，还是进步学生社团自己干的。……这篇壁报对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直接的原因，就是这张大字壁报。(《沈从文转业之谜》)凌宇在《沈从文传》中也写到这一事实：“就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大学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了下来，上面赫然触目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沈从文的另一个学生马逢华的回忆可以证实，北京大学开始的对沈从文的批判，应是在解放军围城时期。除了抄写郭沫若的文章，还有其他批判性壁报。他写到：北平围城的后期，**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半公开地在北京大学展开了活动。住在红楼的人，早晨起来开门，常会有一本小册子从门缝中掉下来，封面往往印的是老舍或周作人的什么作品，打开一看，里面不是《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这个沉闷了好久的北大“民主墙”上那些壁报，忽然又热闹起来，并不知道为了什么，有几个壁报集中了火力向沈从文展开攻击。还有一份壁报把郭沫若从前在香港写的辱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报指责他作品的“落伍意识”，有些则痛骂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妓女作家”。(《怀念沈从文教授》，转引自台湾姜穆《“行伍”作家沈从文》)突如其来的这种阵势，沈从文害怕到了极点。一生中他经历过许多磨难，但眼前发生的情况却是他从未见识过的，他不知道他这片被卷起的枯叶，会飘向何处。他显然更加恐惧在解放军进城之后，自己的未来更加难以预料。他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的信中这样说过：“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转引自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完全被多疑、恐慌所包围。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严重。楼适夷说，当时他和黄永玉都在香港，他知道沈从文害怕将来无路可走后，就要黄永玉写信告诉沈从文：**不会对他怎么样。(1990年5月18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然而，沈从文精神没有解脱，他逐渐出现汪曾祺所提到的精神失常现象。在家里，站在窗前，望着胡同里来往的人，他会紧张地说：“他们来抓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