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三十年(4)

我不了解丁玲向有关方面传达沈从文请求的情况，只知道沈从文很快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陈漱渝还写到，到1952年，沈从文又曾致函丁玲，托她推荐自己的文章去发表，还向她借100万元。陈漱渝还认为，自1955年丁玲陷入逆境之后，自然无法再关照沈从文了。张兆和与虎雏说他们当时、或者以后在家中从未见到过丁玲等人来访，如果在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丁玲来过，那么作为家中的一件大事，其他人应该提到，但他们从不知晓。他们还否认向丁玲借钱的事情，认为根据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大可能去向别人借钱。他们说，解放后沈从文与丁玲两家的往来，主要是精神上的，不会是经济上的。沈从文希望的是精神上的安慰，而不是别的。至于沈从文希望丁玲帮忙联系安排到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一事，他们也认为不大可能，因为在1950年9月8日给丁玲写信之前，沈从文已经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一年了。(1990年11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但是，沈从文此次写信时，正离开历史博物馆在革命大学学习。所以有可能向丁玲求助，以免重新分配时调离历史博物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依然维持着脆弱的联系。时光变迁，昔日的岁月不再重返，他们因为各自的志趣和选择而不会再产生友好的情意。在未来的生活里，他们将分别走自己的路。康濯提到过一件往事：“解放以后，组织上派丁玲去看沈从文，动员他不要在历史博物馆。丁玲拉严文井一起去，谈了很深很久。沈从文说考虑后再定。后来沈从文写了一封信给丁玲，说他没法写，写不出来，还是搞历史研究。”(1989年12月15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严文井回忆，他记不得有康濯所说的这件事。他说，他早在30年代就认识了沈从文，所以去看沈从文，并不需要别人带着去。他分析，从1949年到丁玲开始跌入逆境的1955年，几乎每年文化界都有运动，这段时间，不可能想到让沈从文出来搞创作。1957年后沈从文参加了一些文艺界的活动，但那时丁玲已经被打成右派了，自顾不暇，怎么会去动员沈从文重新拿起笔呢？(1990年4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1955年，“肃反”的政治风云把一直处于顺境的丁玲，一下子推进了逆境。昔日的功劳、荣耀，顿时化为云烟散去。她不再是受人尊敬的革命作家，而是被定为“反党集团”的成员。1957年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又把她和冯雪峰并列，打成“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她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丈夫陈明也同遭厄运，都成了“右派分子”。被自己所钟爱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抛弃，丁玲是痛苦的，她纵然有对党对革命的真诚情感，纵然清醒地认为自己是蒙受冤屈，是党内宗派斗争的牺牲品，但她也不能一时间改变她的命运。她的作品，会一次次被人们拿出来批判，她的名字会久久地蒙上污垢弃之一旁，就如同沈从文曾经遭遇过的情形一样。她不再属于这个时代，她只能默默地坚守信念，在远离城市的北大荒劳动。沈从文在经历过灵魂的洗涤之后，已经摆脱困惑，获得了对人生的重新认识。他自觉地泯灭了对文学的热情，转而迷恋古文物，在历史博物馆故宫的高墙大院里与沉寂的生命相伴，为祖国发掘文化遗产。世事沧桑。两个人，从不同的路走到这个时代，又以各自的生活方式、生命寄托，继续走着他们的路。从表面形态而言，他们后来的生活已经相似，他们都被迫离开钟爱的事业，都被人遗忘，但他们内心的距离却依然遥远。现在，他们互相都不再需要对方的任何帮助，也永远不会如亲密朋友一样往来了。陈漱渝说，丁玲在陷入逆境的20多年间，“生活相对安定的沈从文似乎也并没有在精神和物质上给沦为流囚的老友以些微的帮助”。其实，对于丁玲，即使她蒙受冤屈，她也不会将自己视为同沈从文一样的“天涯沦落人”。林斤澜回忆他在60年代经历过的一件往事，那是在1960年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期间。林斤澜说这是反右之后中国文艺界遇到的一次短暂的“小阳春”，周恩来、陈毅等对文艺问题先后作了基调和缓的报告。这次文代会上，被打成右派放逐北大荒的丁玲，出人意外地受到邀请。回到北京参加会议。打成右派之后，她的中国作协理事一职仍然保留着。会议期间，中国作协在东单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举行过一次作家联谊会，林斤澜在会场上同时看到了沈从文和丁玲。在这之前，林斤澜通过汪曾祺早已认识了沈从文，与丁玲则不熟悉。林斤澜看到，仍然身处逆境的丁玲，在昔日熟悉的京城文学界人群中，显得孤单寂寞，无论她的同辈人或年轻人，似乎心里都罩着政治阴影，不敢或不愿意与她交谈。在他的印象里，只有老舍在休息时与丁玲寒暄过。好像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的麻烦，寒暄时老舍特地提高声调，询问丁玲的身体如何、北大荒的气候冷否。林斤澜看到，对于老舍这样简单的问候，丁玲感到异样的兴奋，脸上溢出了笑容。这毕竟是珍贵的问候。在会场上，沈从文无例外地同许多场合一样，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既没有发言，也没有与丁玲寒暄。但在联谊会结束后，在总布胡同附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上，林斤澜却意外地见到了沈从文与丁玲见面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