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

在那个暑假，我想我对待小莲的态度是刻薄的。我坚持认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穿一件大红色的西服。我以此证明她的土气。对此小莲始终不承认。她哭着说她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留过长发。或是我的印象，或是小莲，有一个在撒谎。我虽然不信任我的印象，但更加不信任小莲。父亲对我很是失望。不过他不再有打我的机会。因为我不再爬上凉台的护栏，我个子太高，爬上去也无法站直，况且，我也不能确定那年久失修的护栏是否承受得住。我虽不信任小莲，但看到她满眼的泪水，仍然会感到内疚。况且父亲突然又添了心脏的毛病，虽不甚严重，却多少与我有关。我于是提早搬回学校。就在那个暑假的清晨，我拖着行李，在楼道里遇到了伟和佳慧。我看见他俩手挽手从他寝室里走出来。他们睡眼惺忪，衣发不整。她远不及电视里的妲己美丽。伟的目光与我相遇。他有些震惊，不自然地把她的手甩开了。我蔑视佳慧而憎恶伟。我把目光移向一侧，漠然从他们身边走过，形同陌路。我原本以为自己早已不在乎了。不在乎自然就不应该感到如此的憎恶。对伟的憎恶转而变作对自己的憎恶然后又扩大到对周围一切的憎恶。我努力改变我的生活。我于是联系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半奖。转学读本科是很难取得全奖的。即使是得到半奖的转学生，在当时也算屈指可数了。我得到了一位远房舅舅的经济担保。我有时怀疑我和他是否果真有血缘关系。就连母亲的消息，我也很久不曾听到过了。而这位舅舅的地址还是我从母亲遗留下来的一本厚厚的通讯录里找到的。不过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我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美国签证，其过程之顺利远远超出我的预想。我的代价仅仅是提前两小时起床和旷掉两节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我的记忆更把这个过程简化了，我似乎跳下出租车便直接走入美国领馆。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我一定也曾领取了不知何人分发的号码，也曾在领馆门外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我离开清华园那天，有很多同学来为我送行。几个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也参加了我的告别聚会。他们问我为什么没有看见伟，他们本以为在这个场合遇到他是理所当然的。我在伟的宿舍门前站立良久，最终没有推门进去。楼道里传来黑豹的歌声。他们唱着“Don'tbreakmyheart.”我想我仍旧憎恶着伟，而出远门的人是不需要和所憎恶的人道别的。那天晚上，我坐在父亲身边，和他聊了很久。自从暑假，我们有几个月没有如此亲密地交谈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曾努力试图回忆起那次谈话的内容，却丝毫没有印象了。随着年龄的递增，我惊讶地发现，记忆竟然毫不留情地过滤掉了很多珍贵的东西。我于是真的有些痛恨我的记忆了。和父亲谈完话，应该已是非常晚的时候了。我最后一次来到阳台上，眼前已经多了不少高楼，古观象台和徐徐开动的列车都已不见。我转而再看近处的景物，二环路上车水马龙。更近一些，护城河两岸平整地砌满方砖，以往的野草荆棘都已了无踪影。接着我就看见了伟。他站在路灯下，仰头向我凝视。我的视线突然模糊了。我们对视了很久，他冲我挥挥手，果断地转身走远了。我的鼻腔完全不通畅了。我回到屋里，从被褥下翻出阿澜的日记放进旅行箱。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确对视了很久。不过我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因为我还顽固地记得，路灯下他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分明是淋着雨的样子。但我同时又清晰地记得，当时夜空中正悬挂着一轮明月。况且北京的冬天是不常落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