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中国”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住在北京市一个名为甘露园的小区内，一个四环之外隶属于朝阳的社区。社员多为北京原住民，譬如被拆字撵出四合院的老北京。这是一个中等水平的社区，既有月租金1500元左右的小套出租房，也有几十块钱一个小时的网球场。甘露园的北门，是一个新富聚居的双语社区，英语在这里拥有和汉语同等的主流地位。有个早晨，我与一个朋友路过社区大门，禁不住称赞了保安的贝雷帽。他说，你还没有见过里面停放的车，我疑惑地看着他。“车子里的饰物和挂件，都是当下最流行的，”他有力地一挥手，“你连见都没有见过。”我丝毫都不怀疑这个乍听之下有些刺耳的话，在这个据称每平方米卖到10000元的富人社区，我没有见过的东西何止是挂件饰物呢。甘露园的南门，是北京一线地铁的终点站，距东南出口不足50米，是一个我至今叫不出名字的“都市流浪村庄”，“村民”多为由安徽等省流入北京的农民，或者下岗后无业可就的小城镇居民。夏天，由一个个平房搭建而成的村庄里，堆放无序的垃圾，散发出刺鼻的异味。我曾去那里看望过几个农村表弟，无工可打的他们，白天穿梭在北京的一些展览区练地摊，同时和城管人员打游击，晚上聚集在月租100余元的旧房里玩牌，或者赌小钱，看黄色录象。2003年春天，全国“两会”期间，我在迁出半年后返回甘露园。四星级的华润饭店紧挨着甘露园的东门，我要去采访下榻在那里的一大批全国政协委员，诸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第一个步入省部级高官行列的重庆私营企业主尹明善。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两会”上的言论，被视为住在“旧房子里的人”的新福音。中国学者用“旧房子”比喻存量，用“新房子”比喻增量。他们说，中国的改革是在旧房子不动的情况下盖新房子。承担了建房成本原来住在旧房里的人，至今也很少有能够住进新房子的，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依旧住在已经不堪风雨的旧房子里，连维修成本也失去了。在我的眼中，甘露园周围的景象，是一幅再现中国改革暂时结果的真实画卷，凸显贫富分化的甘露园南北两个社区，对应的就是两个中国：一个改革中凸显效率的欣欣向荣的中国，一个转型中显失公平的隐忧重重的中国。离甘露园不远处，寄居着一个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俄罗斯记者：俄罗斯《劳动报》驻华首席记者蒲力。一次聊天的时候，我跟他说：无论你看得多么仔细，如果你看到的仅仅是甘露园的南门或者北门，那么你对中国的认识，一定是偏颇的。为什么一些外国人唱衰中国，不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因为他单纯地观察了“南门”，为什么一些外国人生发“中国威胁论”，因为他片面地窥探了“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