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选择(1)

同样，对我们这些中国记者而言，中国也是笼统的“两个中国”。我们观察到的或者表达出的究竟是哪个中国，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认知水平和价值观。有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记者的出身，就是我们考量中国的“此山”。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此山”，最终酿成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观。以我有限的未免失之偏颇的观察，出身于甘露园南门的容易成为“扒粪者”，他们关注甘露园南门的生存状态，进而成为公平的吁求者，而出身甘露园北门的容易成为“傍爷”。“傍爷”所“傍”者，或者是官员或者是大款。90年代中后期是一条可以区分时间的河，之前的“傍爷”傍大官者为多，之后的“傍爷”傍大款者为多，我们讨论并且描述的“傍爷”，是指那些傍大款的记者。必须说明的是，我所谓的“傍大款”是个中性的泛泛而谈的概念，之所以这样描述，是为了叙述和理解的方便，而不含有道德上的评判。另外，这里的“大款”泛指新兴有产者阶层，而非某个具象的富豪。90年代中后期，以《中华工商时报》和《中国经营报》的崛起为标志，经济记者群体迅速发展并壮大起来。对财富人物和商业故事的采访报道，成为当代中国新闻史上与国际接轨的一道景观。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崛起的时代背景下，以大历史的眼光评判“傍大款”的历史功过，主流是进步的，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在客观上成了中国变革中效率的推动者。做“扒粪者”，还是“傍爷”，是2000年前后中国青年记者面临的两种选择，每一种选择都离不开“两个中国”的国情。2000年前后走进记者行列的青年人，主体是我这样的70年代生人，我们的人生经历中，所有的体验都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现代化史乃至经济转型史上十分罕见的个案。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制度实验。在这个巨大的实验场中，如果我们恰巧在甘露园北门的那个中国，我们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就是幸福的，反之，我们要是成长在甘露园南门的那个中国，苦难的内容就会占据我们关于过去的大部分记忆。愿意成为“扒粪者”的记者，往往是对后者有着很多感同身受的人。“扒粪者”，一个泊来语，英文为Muchrakers，直译过来就是“黑幕揭发者”。1902年前后，愤怒于美国社会政治道德的堕落，一批由记者作家组成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传媒，无情而犀利地批判了美国政界商界以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现象：政府和黑道的勾结、金融业的欺诈、药品和食物的掺假、街道上的卖淫。美国总统罗斯福怒斥“黑幕揭发者”，就像17世纪英国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人，手拿粪扒目不转睛，专注于**堕落卑劣丑陋的人和事，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媒介研究者展江说，随着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的不断推进，扒粪者一语很块成了高贵的尊称，一枚光荣的勋章，为扒粪者欣然接受。当然，今日中国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扒粪者”。但扒粪的新闻作品，我们见过不少。它表达的是改革中利益受损集团对公平的期待，公平、正义是渗透其中的基本价值观。我们曾经在心目中把2000年之前的南方周末、1990年前后的中国青年报，想象为一个扒粪者的集体。对很多出身于农村或者城镇贫困家庭的新闻记者，公平，似乎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期待，他们中的很多人，譬如我，走进新闻界的最初理想，就是获得一个扒粪的机会。尽管5年之后的我，对社会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先前的感性阶段，也意识到用大历史的眼光看待过去的20年，我应该向改革实验致以敬意。可是，一想到我为求学求职所付出的代价，我的感情的天平就容易失衡。曾为南方周末首席财经记者的外滩画报主编陈涛说，南方周末曾经的一批记者往往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出生于农村或者小城镇，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过不幸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