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选择(2)

事实上，由记者的出身来探讨扒粪记者群体，会被众多反例所笑话。然而，有一点无庸置疑，伴随城乡二元结构成长起来的，对农村生活有过苦难体验的记者，更容易成为为弱势群体代言的“扒粪者”。遗憾的是，扒粪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常常显露出脆弱的一面。被监督者与监督者的权力较量，是扒粪者需要面对的第一个“现实”。今年春节前一周，新华社记者张奇志请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写一封申请某奖学金的推荐信，茅并不认识张本人，但看了张在威逼利诱中撕破公检法三家联合织起的网，让一个在死囚牢中蹲了八年的人无罪释放的作品，当即应允，并写下这样的推荐信：他的报道特别注重社会公正和正义，关心弱势群体，中国特别需要这样的记者。张奇志这样的记者，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扒粪者。可是他“这样的记者”不是每个记者都能做得的。在被监督的权力集团看来，张“这样的记者”是“天兵天将”，是代表最高当局的有钦差意味的记者。可地方媒体的记者就不同了，他们不是钦差，他们只是一击而溃不成军的“虾兵蟹将”。面对现实的无力感，只是记者们主观上不愿意做扒粪者而选择做傍爷的一个原因。客观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2000年之后全球网络热的兴起，都使得“傍爷”“这样的记者”的出现，也成为中国特别的需要。。当时的北京，上海，广东，似乎在一夜之间进入了数字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如火如荼的数字化浪潮，使得娱乐记者的时尚先锋地位，被IT记者取而代之。我记得，即使以服务市民服务生活为要旨的《北京晚报》，也从一版开始，充盈着长篇累牍的“IT报道”。还有中国青年报，这个因为“道义文章”而被90年代新闻系学子视为新闻圣地的报纸，也与时俱进推出“数字青年”的子报。张朝阳，王志东，杨澜，杨致远，他们的名字镶嵌在各大报章的醒目标题里，一些记者甚至连他们的面都没有见到，就凭借蛛丝马迹的传闻，写出一篇篇耀眼的独家报道。一些名头响亮的IT记者评论者，也和数字英雄们一起，被那个时代锻造出炉。今天，回想起那场泡沫的盛宴，似乎没什么特别的新闻存留在脑海中。那个季节，真正有印象的新闻是《南方周末》给的：山西农民被割舌；中国北方大旱。他提醒人们，北京富了，上海富了，并不代表中国就富了。这就是2000年春夏之交的中国传媒的真实生态，一个欢呼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一个呼吁民主化时代的降临。扒粪者和傍爷在中国南北两个不同的阵地上同时高呼，两个同时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新闻景象。这样有趣的景象，还出现在同一媒体内部。2000年秋天，中国《新闻周刊》已经在摸索中走过了蒙蒙恫恫的的春天。记得在那个零乱的编辑部里，发生过一次争吵：我们如何打造中国的《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宏大的问题最后聚集到一个小小的焦点上：为谁立言？通俗地说，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一种声音是：铁肩担道义，为弱势群体，为社会公正而战，为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劳动集团而呼。另外一种声音是：谁给钱为谁说话。为正在上升的以私营企业主和白领职业经理阶层服务，因为他们有购买力。所有的广告来源都将围绕他们而进行。再说，为富人说话，也有助于效率的推动。虽然我们争论到最后，也没有想明白到底为哪个阶层立言这样的问题，但达成了一个共识：绝对不做一份庸俗的纯粹为钱财而谋的新闻周刊。三年过去了，这样的景象还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媒体，不同的记者群落中延续，据说，在中国青年报去年的一次讨论中，做傍爷，还是做扒粪者，就争论得不可开交。这一切，与2000年前后两个中国的现实，是多么地吻合，多么的何其相似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