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1)

实际上，这样的争论是中国媒体在度过难熬的20世纪后，在世纪之交发出的义利之辩。义者，社会公义也，利者，一己私利也。所辩者，其实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义利原则。迄今，这样的辩论还没有打上理性的句号。两个中国的局面，还在僵持着，两种选择却已不再那么泾渭分明。少数人在考虑另外的选择，在贴近现实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了“第三条道路”。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我跟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借来的一种并不新鲜的说法。早在冷战期间，就有许多人把社会民主主义视为第三条道路，以示既不站在美国的市场自由主义一边，也不属于苏联的**一边。亚洲金融危机顶峰后，这个一度销声匿迹的术语再度现身，因为危机过后，右翼思想对政治的影响已经式微，保守主义也在节节败退。我把第三条道路这个术语引用到传媒中，指称的是这样一种报道趋向：不倡导揭黑扒粪，也不倡导傍大款，它倡导的是一种进步主义的新闻价值观，它希望用理性建设性的思维，报道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进步和变化。它不为哪个阶层代言，着力维护的是公众利益，最好的期待是在每篇报道中都能找到公平和效率的黄金分割点。就把关者而言，他希望读者能从整体上感觉到，他们的媒体是一份有责任感的关注中国趋向的媒体，无论他们的报道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一般而言，他们希望他们的报道是中性的，既不是正面，也不是负面。即便是后者，也不愿意地方官员感觉到破坏性，同时也不希望给读者留下关注民生的印象。他们希望能把更多的灵魂送进天堂，而不愿将更多的灵魂拯救出地狱。总之，他们愿意自己是个建设者，布道者，而不是斗士。或者可以借用改良主义一词，来概述他们模糊的但已在探索中显露脉络的新闻观念。我不知道业界同人是否认同我的杂乱无章的概括，但我固执地认为，我们在偶然的零碎的尝试中，业已不自觉地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因为，在政治、经济、新闻、读者诸多元素中，它能构筑一条比较平衡的生态链。这是一种基于现实的选择。当然，当下能将这种选择付诸实践的，一般是杂志和形态上类似杂志的周报。杂志因为它与生俱来的全国性，以及它与社会改革和社会精英的密切关系，使得它更容易在公共领域发生影响。21世纪之后，中国迅速生成的新闻类杂志和具有杂志形态的经济类周报，是我们走上第三条道路的内生动力。再者，杂志重现象轻信息的一般性特点，也为我们走“第三条道路”，在微观的新闻操作层面，提供了可能，我们可以不在具体的个案报道上下工夫，不追求爆炸性新闻，而是希望抓住社会发展过程中烛射新趋向的新闻事件或者社会现象。我以为，与其将第三条道路视为一种新闻观，不如将之当作新闻方法论之一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将之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就方法论而言，我总觉得它是一种比没有办法要好的最糟糕的办法。一开始，走上这条路，有很多无奈。因为暴光，记者们受到太多的冷眼。南方周末的记者，在一些地区被视为瘟神，南方周末擅长法制报道的记者郭国松，有过被警方追踪的经历。2002年元宵节，我和邓科，为一桩贿选案，不得不在深夜1点包了一辆出租车，翻越冰雪皑皑的吕梁山，想想那陡峭的山谷，形单影只的车辆，至今都觉得后怕。不单单政治层面上有很多绕不过的槛，开始介入传媒的资本也不愿意你这样做，他们要求的是媒体产业的回报。一个所谓著名媒体专家关于传煤是“最后一块蛋糕”的高论，让新千年后无数闲置的资本心动不已。资本介入后，媒体人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媒体是干什么的？记者是干什么的？常识没有了。在投资人和报社领导眼中，记者就是为他们挣钱的员工，和所有的企业没有什么两样。但是，2001年后很多新闻人已经不愿意纯粹把记者当作商业性企业的员工了。傍大款，不但使记者这个职业的荣誉感荡然无存，也使得一些青年的新闻人感到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