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2)

在扒粪举步维艰，傍大款让人厌倦的两难困境下，第三条道路几成摆在有理想的新闻人面前的“华山一条道”。我记得2000年上半年，时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的张平和方三文找我加盟他们的团队，就提出了这样一种模糊的愿景。只不过当时没有这个词，我们说的是“转型”。后来，方三文主政南方周末编辑部负责一版时，把愿景变成了现实，开始主动地朝这个方向努力。整个业界是怎么走上第三条道路的，我难以清晰地描述出来。就我个人而言，则经历了从投机到理性选择的过程，一个并不短暂但也说不上漫长的过程。2000年底，沈阳成了国内外媒体报道的重灾区，原市长慕绥新原副市长马向东落马后，一大批官员牵扯其中，整个城市都陷落在**丛生的阴影中，全国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个城市的**，沈阳民气低迷。当时，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也想去写沈阳**，可是，一来我们的报道比别的媒体晚，二来我们曾经做过沈阳的负面报道，估计官方接受我们采访的可能性太小。于是，我把目光聚焦到沈阳新一届党政班底，他们换届之后的努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沈阳方面对这样的思路果然很配合。几天后，我采写了一篇《沈阳新政》，以**为背景，既描述了旧班底的**过去，又报道了新班底的新政举措。我在办公室的评刊栏中，阐述了这样做的缘由：我们总不能把所有的地方都得罪光，让所有的被报道过的地方都去告我们的状，那样一来我们将积重难返，未来的报道就没有办法做了。如果每个地方的新闻事件，我们都得不到官方的支持而单纯靠线人或者出租车司机的传言，我们报道的权威性如何树立，我们杂志“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目标如何达到？从事后的效果看，《沈阳新政》被转载的频率较高，沈阳官方和读者整体上都较为认同。在我看来，这样的结果是一次投机的胜利。我认为，做建设者，而不是斗士，是不得已而为之。新闻之所以被称作无冕之王，被作为第四种权力，在于他的监督职能，在于敢于“暴光”。但是，当持民间立场的沈阳的几个教授也对《沈阳新政》表示赞同的时候，我觉得它不应该仅仅是投机的胜利。或许，从报道的平衡角度，从新闻的技术角度，我们真的需要这样一篇着眼于建设性的打气的文章。正如辽宁省一位教授所说，沈阳600万人口总不可能时时生活在慕马大案的阴影之下，他们也应该有晴朗的明天。我对新闻的建设性的朦胧构想，就是从这里起步的。2001年11月我走入经济观察报的时候，它写在报头上的“理性，建设性”，使我原本模糊的源于投机的构想，越发清晰起来。现在，有些人经常嘲弄经济观察报的理性和建设性的虚伪，我想，这样的嘲笑是没有道理的，虽然观察报有不少本来不具备这两性的文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之视为理想。很多时候，理想之所以是理想，是因为理想所标志的那个高度我们还没有企及。2002年1月6日，万载特大烟花爆炸中的亡魂尸骨未寒，三十里之外的上栗爆炸声再次响起，死亡再度光临赣西。指责地方官僚，斥责不良厂商，抱怨无知亡者，这样的报道在事故发生几天后就铺天盖地，所有的怨气都有自己的道理。然而，对经济观察报这样一份经济类周报来说，种种狭义的社会原因的分析，似乎和报纸的定位风牛马不相及。为了不做社会新闻，我将报道的方向牵引到关乎经济的制度设计：当贫困威胁农民生存机会，现实利益的要求大于死亡恐惧的时候，农民会作出什么样的比较利益选择？当乡镇财政无法支付乡村小学教师工资、学生失学的时候，镇长们对花炮工厂的增长带来的收益与可能的危险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当吃饭财政捉襟见肘政绩工程乏资无术的时候，县长们对伴随花炮经济而来的预算外收入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当农民、镇长、县长还有厂商的利益联盟客观形成的时候，江西花炮“斩监侯”的决策还能不能落到实处？当“退出”引来安全和繁荣是否悖论之争的时候，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中国花炮业能否从浏阳经验中获得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