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3)

我和一个同事采访了赣西爆炸声声不熄的地方，并去同时赢得繁荣和安全的浏阳市作了调查，我想借“浏阳经验”探讨贫困的江西，是不是应该退出这个传统的花炮产业？难道在炸死和饿死之间真的只有一条路？安全和繁荣一定是万载的悖论吗？最后，我还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学者，请他从财税体制和公共福利的角度分析江西花炮的爆炸，探讨解决万载乃至整个江西悖论的出路。后来，江西省委办公厅有关人士致电经济观察报华东记者站，我的同事郭为忠接听的电话，根据郭的转述，他们不是兴师问罪的，他们认为虽然质疑了江西的做法，揭了江西的痛处，但是比较理性，有建设性的一面。经济观察报一年的时间内，我小心翼翼地尝试着用经济报道的视角，考察时政新闻和社会新闻，试图走出狭隘而专业的商业新闻或者财经新闻的圈层。对经济观察报这份带有民间色彩的报纸来说，用经济视角讨论政治和社会，让这个政治上非常脆弱的报纸经常做到两面讨好：既不需要像时政新闻周刊那样冒“突破低线”的危险，又能最大限度保持一份经济媒体对时事的敏感。2002年10月，我以经济观察报名义参与的“中国制造业100强”的项目结束了，告别主办方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检测中心，我没有回到报社，却去了致力做中国最成功的政经新闻杂志的《南风窗》。虽然，我去那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探索第三条道路，但这里却可能是尝试第三条道路的一个最佳窗口。此时，我对第三条道路的选择，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实验。单就个人的偏好而言，我可能不太喜欢这样的实验，但我还是劝说自己接受了，并承认他的合理性。我认为，这个合理性不是我们人为地赋予的结果，而是因为他本身暗合了两个中国的现实，以及这个现实后面的种种逻辑。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去做，只是我在内心处告诫自己摈弃初始的投机色彩，不仅仅是为了在读者和政治生态之间左右逢源，还要在具体的报道中倾注诚实、客观、激情和洞察力。《新富参政：浙江草根民主的红与黑》是我在《南风窗》做的第一个选题，我力图将我对第三条道路的理解渗透在这组报道的每个细节中。2002年10月，****召开在即，我们以为，“民主”是那段时期撩拨人们神经的词汇，一个静态新闻不该回避的词汇。其时，由于论述“政治体制改革”而引人瞩目的《**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式出版，中央党校的理论家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纷纷表示，**将对民主政治建设作出新的规划，“不搞民主不行。”在《南风窗》把“党内民主”作为“执政党新路”放置在封面后，我们将目光投注到当时正在启动的新一轮中国乡村“海选”。****召开前一周，我去浙江，发现那里草根民主的发育水平超出了我们的现象：义乌等地新富阶层走向乡村政治前台，已成普遍现象；在瑞安，为防止新富“为政不仁”而设立的协议村官制度，使草根民主的制度创新向前迈进了一步。经济的繁荣已使那里的乡村成为开发性社会。民主的诉求，被那里的人们极大地放大了。然而，在温州乡村，部分私营企业主掀起的贿选风，一再撞击民主的“腰”。“贿选班底”的成熟做派，表明温州式的贿选，早已超越穷困乡村以“钞票”易“选票”的原始方式，也表明即便是经济繁荣推动民主进步的浙江，也存在着我们一直以为只有贫困乡村才有的黑金政治。我没有单纯地盛赞义乌瑞安民主之“红”，也没有片面揭露温州贿选之“黑”。我把义乌、瑞安、温州三地的情态组合在一起，呈现出浙江草根民主“红”“黑”胶着的态势，并显露瑞安着意防范温州那样的“黑色民主”，所作出的制度创新的进步。我还援引了一篇“海选”中枪杀选民的报道，在少数旧恶势力以“暴力民主”染指村政的落后的乡村，民主的进步是与选民的血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