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了自我的人(1)

“有些人天生就是一个巴黎人，卡帕就是其中之一。

他有世俗的经验，他长得很帅，他疲惫无力，在需要时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时髦的人……（卡帕）也许会出生在巴士底一带，或者出生在16世纪城区的豪宅里”

欧文·肖《时尚》，1982年4月号结果证明，巴黎跟柏林一样残酷。

最开始，安德雷连吃饭都得费很大的劲。

有好几个月里，他从一间破旧旅馆流落到另一间破烂旅馆，往往是在旅馆经理逼迫他交房租之前逃走。

他干不同的零活，找到几个法郎就喝得大醉。

到1934年冬季为止，他一直都是拉丁区一家当铺的常客。

为了活命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他宁愿把自己最值得骄傲的财产当掉——莱卡相机。

“安德雷大部分时间都挂着这么一件东西，上面有一只镜头，一个按钮，就这么来往于当铺之间”

这是约翰·赫谢说的，“这台相机如果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弗里德曼的手里，那就有三个星期时间抵押在当铺”

到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当，也没有钱购买食物的时候，安德雷就到塞纳河里去钓鱼找晚餐，但他的运气总不是那么好。

有时候，他会去找母亲的表妹谢琳·费舍尔，她跟丈夫贝拉和6岁的女儿苏茜住在梅德兰附近的一个破旧的公寓里。

他总可以在那里找到一碗汤，他甚至还可以利用苏茜的父亲那位执着的业余摄影者存放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里的放大机。

苏茜到今天都还记得安德雷去她家的情景，因为他总记得给她带件小礼物，而且经常跟她一起玩。

最后，她成了安德雷最信任的几个人之一。

“班迪总有一股领袖气息，”

她说，“从我记得他的时候起，也就是3岁去布达佩斯的时候起，班迪就是那种你无法不理会的人。

你可以不喜欢他，你也可以喜欢他，你可以崇拜他，但你不会对他无所谓”

在左岸一带的小吃店里，安德雷和其他一起逃难来的人搭好了自己真正的窝，只不过是一些比床铺稍大一点的地方。

安德雷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是蒙马纳斯的穹顶餐馆，安娜·宁就是在那个地方向亨利·米勒说出爱的悄悄话的。

就是在穹顶餐馆，安德雷与一位波兰犹太人大卫·契姆·塞穆尔交上了朋友的，是在1934年初。

塞穆尔不爱出声，面孔严肃，带着镜片很厚的眼镜，他是一位极聪明的知识分子，当时为**人办的《问候》周刊工作，后来成为安德雷差不多最亲密的朋友。

塞穆尔1911年11月20日出生在华沙的一位很受尊敬的意第绪语出版商家庭，他最初准备当一名演奏会上的钢琴家的，但后来在莱比锡的大学发现了图形艺术，之后就一边在巴黎大学学物理，一边练习摄影术。

有一天，在穹顶餐馆，塞穆尔将安德雷介绍给另一位也在巴黎工作的摄影师，叫亨利·卡迪埃-布莱森。

布莱森是诺曼人，富家子弟，他的家族拥有法国最成功的纺织业务法国摄影师让·拉古杜尔写道：“这位小个子的波兰难民一举而在那个十年当中对于图像艺术最富对照意义的追求者之间建立起联盟来，这就是运动与结构，自然与文化。

这样的伙伴关系本来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就如同急流与岩石”

（让·拉古杜尔：《卡帕简介》，巴黎，万神殿图片资料馆，1988年。

）。

卡迪埃-布莱森在巴黎附近的香特鲁长大，是一位艺术品经营商的儿子，他母亲是夏洛特·科戴的嫡传后嗣，而科戴就是因为刺杀著名的革命家让-保尔·马拉而被判处极刑的。

他上高等私立学校，之后去剑桥学习一年，并在欧洲、墨西哥和非洲各地进行广泛旅行。

他已经在西班牙和墨西哥举办过自己的摄影展。

在卡迪埃-布莱森的眼里，安德雷总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态度，而且是一位极出色的浪漫“玩家”

，但他并不是一位有着杰出知识的摄影师。

他回忆说：“见到（安德雷和塞穆尔）之前，我更多时间是跟作家和画家们生活在一起的……（安德雷）主要不是一位有眼光的人，他是个冒险家，有很强烈的生命感。

但是，摄影并不是最主要的事情，他只能够拿摄影说事儿，那是他全部的人格。

塞穆尔是位哲学家，是一位棋手，虽然不是一位很有宗教情怀的人，但是，他的内心里总是一位犹太人，总背负着这样的心理负担，拿它当作一种悲情”

在这三个人当中，安德雷和塞穆尔才是真正的“伙伴”

，他们两人关系特别密切，这是由他们的东欧情结形成的，也是他们两个人都体验过反闪主义运动的结果。

欧洲犹太人文化的命运已经写在巴黎的墙上，正如在柏林和布达佩斯一样：法西斯分子贴出的反犹太人的竞选招贴，毁坏了地铁车站和其他公共场所的面容。

作为摄影家，三个人很快都纪录下了法国出现的社会和产业冲突，因为在整个30年代中期，法国一直都是从一场政治危机走向另一场政治危机。

尤金·韦勃有一本极有见地的著作，名为《空虚年代：1930年代的法国》。

在这本书里，三个人的照片共同描绘了穷途末日的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绚烂的图景。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和有政治意图的摄影家集团，很快加入这个团体的另一个难民是彼埃尔·加斯曼，是一位德国摄影家和冲印工加斯曼虽然跟那个世纪很多伟大的摄影家工作过，但是，他的起居室里却只裱有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显示安德雷在1952年露出的灿烂微笑，仅在他去世两年前。

今天，加斯曼是巴黎著名的冲印实验室皮卡托的老板。

“从见到（安德雷）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他去世，他总是一个让人无限开心的人，总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一个对生活绝对热情的人，尤其是在食物、酒和女人的事情上面。

他是一个凭直觉行事的人，是天生的摄影家。

他希望把人们从没有见过的东西拿出来看。

他希望让人震惊，让人惊讶不已。

他很快开始在他家的一个坐浴盆里开始为塞穆尔、安德雷和卡迪埃-布莱森冲洗照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