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距奥马哈三千英里(1)

“在我看来，卡帕确凿无疑地证明：照相机不一定就是一件冰冷无情的器具，这要看谁来用它了，就跟钢笔一样。照相机可以延伸人的思想与情感。”----------约翰·斯坦贝克《大众摄影》一个深秋的午后，我驱车经弗吉尼亚往北。快到贝福德的时候，我看到蓝脊山越来越显眼了，而这里就是美国第一座盟军登陆日纪念堂的所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去参观了纪念堂，见到了已经85岁的军士罗依·史迪文斯，这位退伍军人以前在29师第116步兵团甲连。有好几次，有上了年纪的老者走上前来，跟史迪文斯先生谈上几句怀旧的话，有些人说着说着竟然老泪闪动。这些人都是退伍军人，从“鼓出部分”的战斗中下来，从安济欧的海滩下来，从诺曼底之战下来。后来，史迪文斯详细地对我讲述了他的故事。1944年6月6日清晨，他准备好踏上一艘开往奥马哈海滩的登陆艇。正要爬上船的时候，突然间他看到了自己的双胞胎兄弟雷依。“他伸出手来想跟我握手，”罗依告诉我说，“我没有握手，反过来我说‘听我说，今天上午某个时候，我要跟你在韦也尔维尔苏梅尔那边的岔道口上握手’。”雷依低头，说他可能到不了那边。他可能活不下来。他说得相当肯定。罗依那天早晨也没有到那里——离开海滩几百码之后，他的那只登陆艇就沉没了，就在第一波美国大兵到达的前几分钟沉没了。甲连的一位战友将史迪文斯救了起来，因此没有淹死，4天之后才到达奥马哈海滩。他在那里为自己的兄弟和几位朋友修了一处简易坟墓。盟军登陆日最大的一场屠杀就发生在“血腥奥马哈”海滩上，他的兄弟和来自贝福德的18名小伙子在到达海滩的几分钟内便被打死了。甲连共有35名来自贝福德的士兵，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已经有21名死掉了。战争史家相信，就美国单个城镇计，贝福德的战死率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史迪文斯先生的家是简易的牧场风格，在他家里，我们就他兄弟、贝福德和那场战争的事情一直谈到深夜。最后，我递给他一本书，是在纽约一个珍本书店里找到的一本已经破损的书：《战争图景》。“谁写的？”史迪文斯翻到标有“闯入”字样的第105页时问道。“罗伯特·卡帕，”我答道，“他是随第116团在第一波攻击中从伊济雷德登上奥马哈的惟一摄影者。”“伊济雷德？”史迪文斯问，“第一波攻击？他是士兵还是海岸巡逻队员？”“都不是。他是一位记者。匈牙利的犹太人。是自愿去的。”“那是最优秀的一批人，他们都是自愿的。但是，那些人都没有活下来啊。”史迪文斯看卡帕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说，战地记者能得到更多饮料，更多女人，更好的报酬，还有更大的自由，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地点，他可以选择当一个懦夫而不会受到审判。战地记者有自己的赌注——那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上，他可以把命赌在这匹马上，也可以赌在那匹马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刻退缩而将性命藏进自己的口袋。我是一个赌徒。我决定跟第一波一起冲上去。”史迪文斯翻到一张照片，上面是几个大兵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往海滩上逃命。“请再说说他的名字？”“罗伯特·卡帕。”“他一定极想拍到那些照片。”史迪文斯坐在那里不说话，慢慢翻动余下的八十多页。他终于翻到了卡帕最后的一批照片之一，是他去世的前几天照的，在印度支那，1954年，当时他才40岁。他合上书，靠在他的卧椅上。他突然之间看上去很累了。“您后来又去过奥马哈没有？”我问。“有哇，”他很自豪地说，“是啊，去过。”他指着一面墙，上面有成排上了相框的照片。照片之间有两枚裱好的紫心勋章，一枚是他自己的，另一枚是他兄弟的。还有一张较小的照片显示他1994年走在奥马哈海滩上，他的表情因为激动而变形。“您去过吗？”他问。“去过，今年春季去的。”“您去看过墓地没有？”我点头。那是个复活节，我把车停在成排的旅游车旁边，跟车上下来的80岁左右的美国老人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进了墓园，他们数以千计的战友就葬在大理石墓石下。墓园建在一处悬崖顶上，俯瞰着长达四英里的海滩。一开始，这些纪念碑简朴的庄严感使我震撼，所有的墓碑都朝着一个方向——家乡的方向。但之后，我又看到一位中年妇女一个人站在一处墓石边抽泣。她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就在两百码以外的地方死去，同时战死的还有另外数百名美国人，他们都是在6月那个可怕的日子里登上海滩的。在海滩上，有两百码的一个地段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动过，差不多都60年了。地雷和没有炸开的炮弹以及其他致命的防御武器都被清除干净了，但那里的游魂却无法弄走。天下着大雨，我顺着伊济格林走，之后又沿着罗伯特·卡帕拍过照片的半英里长的伊济雷德那边走。就在这里，卡帕拍摄了也许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当然也是他短暂但极富戏剧化的一生中最了不起的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