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可能会老？(5)
中央情报局与胡佛办公室之间的几份高度机密的函件显示，在整个1953年，他都被加以严密监视，也成为多次讨论的话题。
他的文件结束于1955年，也就是他死后的那年，里面还有几份已经作废的函件，这些函件所包含的信息，中央情报局仍然觉得太敏感，不便于公开。
5月6日，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护照部的部长阿格尼斯·施奈德女士批准了他的护照，有效期为1954年10月，可在
“除铁幕国家以外的任何国家通行”。他如何那么快（没收起两个月内）就搞回了自己的护照，这个问题是值得一问的，而其他一些受怀疑的危险分子必须经过几年的麻烦才能解决问题，有一例还上诉到了最高法院。
也许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彼德·维特尔说，他与战略服务处的前处长亨利·海德联系过，而战略服务处就是美国战时的情报机关，并请他在施普雷夫人面前说句好话，当时，施普雷夫人就是护照部出了名的保守派负责人。
“海德有很强的共和党倾向，战时是我的上司。他与施普雷关系不错，最后没有花一分钱就把卡帕的护照要回来了。”但是，另外一些人怀疑海德是否能够施加如此之大的影响。
卡帕有无可能考虑过一笔交易而拿回护照？这是不是甚至意味着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
除非中央情报局决定透露到底与他有何等的联系，否则，我们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这里面的事情。
拉里·柯林斯是卡帕在新闻界的一位朋友，他当时在《新闻周刊》当记者的时候，与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
拉里相信，“卡帕一定会很好地利用那份资产的。”沃伦·特拉邦特曾在战时的反情报部门工作，他开玩笑说，卡帕
“也许差不多就到了成为最高意义上的男性玛塔·哈里”。卡帕遇上的倒霉事越来越多了。
1953年，因为扛上太多的摄影设备，他的椎间盘滑脱一块。约翰·莫里斯回忆说，有一天，他疼得太厉害了，结果躺在梅格纳姆办公室的地上
“哭出声来”。6月份，他去伦敦哈雷街看一位专家。他开始服用大剂量的可待因了，还试过牵引术，但是，疼痛仍然在继续。
当年夏天，卡帕跟珍米·哈蒙德回到法国南部，在约翰·休斯顿的度夏别墅里过了一阵子。
彼德·维特尔记得休斯顿的妻子里基光着脚踩他的背部，而卡帕一边就在地板上哼哼。
“看到曾经无忧无虑的卡帕差不多在一次事故中变成残废，那可真是一件叫人灰心的事情，而这样的伤病跟他经历过的战争没有任何联系……我们经常谈到他的将来，但他说，他已经疲倦了，再不想去战场了，他再不想透过自己的莱卡相机的取景器看到可怕的情景……他倦于在被人遗忘的地球某个角落里找一个令人厌恶的旅馆住下来……他的个人生活同样不安定。他很需要珍米·哈蒙德，但是，他心里也明白，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他都不可能是个好丈夫。”卡帕告诉维特尔说，他仍然对那个美国滑雪者朱迪·索恩有
“很深的”感情，但是，当他与珍米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想到朱迪，与朱迪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想起珍米。
他不想听到别人提醒他，在和平时代，每到一个港口就找一个女人的做法行不通。
“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他对维特尔说，“找两个女朋友比找一个女朋友更糟糕。”维特尔已经了解到格尔达惨死的情况了，是海明威告诉他的。
“卡帕从来都没有从失去她的痛苦中恢复过来，这也许是他不想对其他任何女人做出任何承诺的根本原因。”7月，卡帕去意大利，为《图片邮报》报道约翰·休斯顿的电影《打击恶魔》的制作过程。
这部电影是杜鲁门·卡波迪写的剧本，由汉弗雷·博加特主演。休斯顿选择了一个神奇的地点进行影片的拍摄。
拉弗罗城在苏莲托之后的高山之巅，因为那里俯瞰着大海的大型别墅而闻名。
格里塔·加波和斯托柯斯基一直住在那里进行浪漫度假，这已经是媒体早已经报道过的事情。
电影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别墅里拍摄的，周围有高山，有成排的葡萄藤架和果树。
有许多个夜晚，卡帕都在跟剧组的成员打扑克牌。赌桌由波加特和休斯顿控局：“包勃·卡帕，他去那里拍摄宣传片，杜鲁门是我们最大的受害人。他们在影片上的服务可以说是相当便宜的，因为付给他们的工资，我们一般会从赌桌上赢回来有天晚上，赌博期间，休斯顿离开赌桌去给自己倒一杯马爹利酒。如他在《一本公开的书》中所说的，他走出去，到了一个露台上，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无比的惊奇感。身下是一个
“海湾，渔船上发出钠汽灯的灯火……星星点点的灯火堪与天上的星座媲美”。
他滑了一跤，摔倒了，杯子还在手里。走运的是，一棵树挡住了他，他落在露台底下四十英尺以下的地上。
他没有受伤。他喊人来帮忙，很快就给抬回别墅里面了，之后，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马爹利，再次回到赌桌旁。
。”对休斯顿，卡帕可输不起哪怕一个美元。1953年秋天是卡帕一辈子经济问题最严重的时候。
为了支付医疗费用和莫里斯·恩斯特的律师账单，他被迫从梅格纳姆借了几千美元，这使这个机构已经是十分严重的财务更加麻烦了。
1953年9月，他参加梅格纳姆最后一次股东会议，会上，卡帕高谈未来的活动影像如何会取代静止画面的重要性。
金克斯·罗杰记得他表明，梅格纳姆的成员应该开始携带拍摄电影画面的摄影机了